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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不抵抗，学者对其原因论述颇多，笔者认为如果要追溯其思想源头还是张学良的国家观问题。张学良为什么实行东北易帜？张学良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抵御外侮，必须国家统一。国家统一之后，外交问题自然由国家出面处理。张学良为什么由政治调停走向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他知道“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不过，目前国是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国家统一。”张学良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后，与蒋介石达成了数条协议，其中有一条十分明确：“在东北遇到涉外麻烦之时，南京应对它负有外交责任。”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告诉杨虎城：“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的羔羊。”甚至公开对群众说过：“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张学良为什么说“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为什么说“上级不许我打”？张学良是在为自己辩解还是确有根据？如果说有根据，根据在哪里？考察张学良主政之后的历史，有一个特点，即凡是涉及外交问题，他都请示南京政府，请示蒋介石。诸如“中东路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中央都有明确的指令，他都是按照中央的指示行事，而且都能找到文献记载。只有“九一八”事变目前查不到直接的不抵抗命令，不过，不抵抗的政策有目共睹。
张学良主张以最快的速度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内纠纷，政府应该腾出精力，以便全国一致以武力保卫东北。但南京政府的政策和张学良的观点正好相反。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会议，讨论张学良的报告。7月11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现非我国抗日之时。”第二天，又从江西剿共战场致电张学良：“若发生全国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对中日纷争会更加纷乱，故须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又告诫说：“万一日本进攻，东北军不可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7月1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监察院长于右任也密电张学良，开头便说：“中央政府把平定内乱视为其头等职责，东北的同仁必须理解这一国策。”这里所说的“内乱”，主要指江西等省的红军，也包括汪精卫、陈济棠等人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
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向全国发出通电，电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揭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第二天，即7月24日，张学良致电张作相、臧式毅、荣臻等，称蒋之电文，“语重心长，恻然意外，和平荩抱，昭然若揭，拜捧回环，钦佩莫名。”“际兹外侮凌厉，赤焰方炽，凡属军人，俱应觉悟，宜顺民意而息争，勿逞意气而祸国。如有甘冒不韪，破坏大局，置国家于不顾，乃民众之公敌。勋服膺钧旨，爱护和平，敬当钧命是听，候令行止。”
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洪钫先生曾撰文回忆说，蒋介石为使张学良更加坚信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8月16日，蒋又一次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这便是学术界至今争议不休的“铣电”。毕万闻先生认为，“铣电”是由张学良的机要室主任洪钫先生在二三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公布的，历史档案里至今没有查到，因此，有些学者对“铣电”之有无表示怀疑。但即便没有“铣电”，也可以看清蒋介石当时的对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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