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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德国为什么帮中国？二战期间中国与德国是敌对国家，并没有相互援助的行为！但是在二战前期，中国差点与德国结为盟友！
1940年7-9月，国际环境突变，中国抗战进入“最大最危之关键”
抗战进入1940年，汪精卫投敌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尚未平复，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这年6月份，欧战形势急转直下，英法两国在德军锐利攻势下一败涂地。影响所及，6月份，法国对日绥靖，宣布滇越铁路停止向中国运输物资；稍后，德军攻入巴黎，法国投降；7月份，英国对日绥靖，宣布对中国关闭滇缅路，甚至还劝中国与日本“言和”。
至此，中国进出口的主要运输通道，已全部丧失。更要命的是，这一年国内恰逢歉收，国统区15省减收了20%；主要产米区四川减收了50%。两种因素共同刺激，自5月份起，重庆的稻谷物价指数暴涨，至12月份，涨了整整5倍；而此前抗战三年，仅涨了一倍。6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三年来以今日为最大最危之关键也”；7月13日，蒋介石又言：“自七月至九月，此三个月间，实为最严重之时期，而以国际变态与社会心理二者之关系最大也！”
中国本来的抗战外交方针，是与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站在一起
滇越路与滇缅路的关闭，实际上还只是危机的表面；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中国的抗战前途，在于寻求战事的国际化。而欧战形势的变化，使这种寻求抗战国际化的努力有破产的危险。
自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即已意识到，单纯依靠自身落后农业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工业国日本。故其战略，自始至终都是“苦撑待变”。对这种“苦撑”所待之“变”，蒋介石在1939年曾有明确的表述：
“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否则，世界问题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就不能解决，而我们中国依旧不能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因此，中国抗战在时间上，尤其最后问题的解决上一定要和世界战争连结起来，使远东问题与欧洲问题，随今日东亚、西欧战争之终结而同时解决。”
为将这一“苦撑待变”战略具体付诸实施，1938年4月，国民政府拟定了“惟以日本为敌”的外交方针，但在策略上，首重美英法，对德意等国则取争取态度。次年，欧战爆发，蒋介石判断，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必胜，德国阵营必败，故在外交策略上，更进一步亲近英法、疏远德意。也就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这一战略，是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阵营”在欧战中获胜为前提的。如今法国宣布投降，英军节节败退至本土决战的地步，蒋介石所拟定的“亲近英法、疏远德意”的外交策略，似已走到了破产边缘，故而受到了国民政府高层一致的怀疑与责难，各种反蒋暗流也借机秘密串连运作。
大约同期，中苏关系也已趋冷。“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救很少或者没有。”同时，苏联还在积极与日本进行接触，“1940年7月，当莫洛托夫在与日本驻苏大使讨论双方缔结中立条约之可能性时，就苏联援华问题表示，由于苏联忙于本国国防，对华援助是微不足道的。”
但英法军队被德国碾压，且两国对日妥协破坏中国抗战，致使国民政府高层绝大多数主张抛弃美英法，转而与德国结盟
作为应对，1940年6月22日，蒋介石召集国府高层会议，决定对德国采取“以友义之而不敌视”的外交方针。但在提升对德友好关系的同时，蒋并没有放弃亲近美英法阵营的立场。7月初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蒋仍强调，亲近美英法的外交立场，“到现在还是颠扑不破，应该贯彻坚持”，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极有限，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势力是美苏。它们均未卷入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