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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档案馆决定将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以一日一份的形式，逐日在国家档案局网站上向社会公布，以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的暴行。这45名战犯，乃是在1956年，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理、判刑。其亲笔供词，亦源自此次审判。
1949年后，中国总共关押有日本战犯1109名。其中969名关押在抚顺，为苏联移交的伪满洲国战犯；140名关押在太原，乃战后被蒋介石、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官，与解放军作战时被俘。关押期间，有47人死亡，审判时还剩1062名。 审判期间，中国政府安排这些战犯进行了思想改造。包括学习《马恩选集》、列宁《帝国主义论》、《毛泽东选集》，让他们到哈尔滨、南京等地参观等，以促使其悔罪。归来后，战犯们写下“自供状”。笔供“直接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夺中国主权，策划、推行侵略政策，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屠杀、抓捕、奴役和毒化中国人民，强奸妇女，掠夺物资财富，毁灭城镇乡村，驱逐和平居民，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等各项罪行。”①中央档案馆在网上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即取自其中。 为进一步搜集罪证，中国政府还组织了“侦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工作团”，在黑龙江、河北等12个省市调查取证。但战犯数目过大，距离战争结束亦久，取证不易，故仍面临“证据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证据不全, 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等困境②。加之中国政府当时亦有意借宽赦战犯，向日本传达善意，所以贯彻周恩来指示，“对这1000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③最后由中央圈定，只审判了45名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 被中国处决的日本战犯： 
日本投降后，中国在一些主要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对2357名日本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是149名战犯被处以死刑，145名战犯执行死刑。图为1947年6月11日，南京雨花台刑场，日军战犯松本洁伏刑时，行刑士兵向其头部开枪的场景。
1946年2月15日，中国政府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图为1946年12月31日，南京雨花台刑场，日军战犯鹤丸光吉被枪决的瞬间。鹤丸光吉为较早遭到枪决的日军战犯，罪名为虐杀无辜的平民百姓。
上海军事法庭1946年4月开庭审判，共审判日本战犯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图为1947年6月17日，在上海军事法庭被判死刑的侵华日军江阴宪兵队军曹下田次郎和常熟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在游街示众后被押赴刑场。
南京军事法庭1946年6月开庭审判，判处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岩等战犯死刑，他们都是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死刑。图为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黄浦路口的励志社大礼堂第三次对原日军第六团长谷寿夫开庭。
1947年4月26日上午，谷寿夫最后一次受审。检察官交给他3封家书，给予纸笔，让其复信。谷寿夫回完信后，写下了给妻子的最后遗言：“身葬异域，魂返清乡。”图为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在临刑前写家书。
行刑前，谷寿夫剪下自己十个指头的指甲和三束头发，装在用白手帕做成的小袋子里，并写下绝命诗：“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之后，谷寿夫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刑场，很多人前来围观。谷寿夫一枪毙命。图为谷寿夫被押往刑场途中。
向井敏明、野田毅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就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大兵。另一个令人发指的名字是田中军吉，他是谷寿夫部队的大卫中队长，连杀中国军民300多人。他们均被引渡至中国。图为1948年1月28日三人被押往雨花台刑场行途中。
南京军事法庭外装有广播器。高音喇叭下，挤满了前来听公审实况的群众。在审理过程中，田中军吉、向井敏明一再抵赖进行杀人比赛的事实。这是1948年1月28日，日军战犯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等待处决，这是3人在行刑前获准抽最后一支烟。
1948年1月28日，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这是三人倒地之后的情景。此时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11年时间。
日本战犯在临刑前的心理活动我们不得而知，据当年报道南京审判的《中央日报》记者容又铭回忆，谷寿夫临刑前面色死灰，双手颤抖。图为1946年12月31日，日本战犯鹤丸吉光在被押至南京雨花台行刑前整理衣物，请求中方代转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