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鉴于国民党突然加强“防共”、“限共”行动，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习惯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当局此举可能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关。他开始判断，国民党采取“防共”、“限共”措施，是追随英、法资产阶级政府反苏反共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从来相信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是必然的，毛泽东因而推测国民党“防共”、“限共”多半是它想要勾结日本或投降日本的一种预演。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民党所以要加紧反共，“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不反共则不能投降”。他因此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6、209页。
既然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必然叛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发生改变。一直到1938年底1939年初，即使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始终抱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仍旧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国”。而进入到1939年夏季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已明显地发生变化了。它先是提出“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斥责蒋介石宣扬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共产党坚持的才是真三民主义。接着，它干脆放弃了三民主义的争论，直接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1940年初，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该主张的核心之点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鲜明地排除了与代表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继续合作建国的一切可能性，公开提出了共产党，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他宣布说：共产党今后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政治地位的，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1页。（收入《毛选》的文章文字上有改动，在这句话里删去了“或参加领导”五个字。）。
就在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目标的几乎同时，国民党也进一步强化了“防共”、“限共”的军事政治步骤。这一年7月16日，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硬地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中共将分散在华北、华中各省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27230页。。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更联名发出“皓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之本地境内”《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副总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0451页。。
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