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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中共秘密接触冈村宁次总部真相
近几年网上曾流传一则“消息”说，中共在抗战期间，曾背着浴血抗战的4万万同胞，秘密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一时间，污蔑中国共产党不抗日的莫须有罪名甚嚣尘上。
可是，笔者通过阅读扬帆(1912-1999)口述、丁兆甲整理的《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1989年5月版)和《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两部书，方知当年确有中共和日本最高军政总部接触之事，但不是去“议和”，更没有达成过什么协议。
扬帆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他上任不久便受命与日本侵略军冈村宁次总部接触。
那是1944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找到扬帆，叫他负责接待审查一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名叫纪纲的人。此人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是南京日军“华中派谴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派来的，说有重要信息向新四军传达。
扬帆接待并与纪纲面谈，后经多方查证，纪纲(1902-1996)确为我党派驻南京领导情报工作，他在南京以中医作为职业掩护。他领导下有两个重要情报干部，都是中共党员，一位是汪锦元(1909-1992)，原是留日学生，被安插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很赏识他。他曾经获得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条约等重要机密并送到党中央后，得到周恩来的称赞;另一位是陈一峰(化名，也叫陈汝周。真名叫倪兆渔1908-1974)，是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他们和一个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经常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西里龙夫后被日方发觉逮捕，供出了与纪纲、汪锦元、陈一峰、郑文道(1914-1942，郑文道被捕后即牺牲，1982年被追认为烈士)等人的关系，因而也均被捕，押送日本。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决上述人员死刑，因陈璧君对汪锦元相当器重，坚决要求汪精卫出面干预，在汪通过“外交部”与日方交涉后，汪锦元等3人被押解回上海，改判为无期徒刑。可是，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为何现在要把纪纲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呢?
原来这和当时日本侵略者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形势有关系。
1941年是德、日、意3个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顶峰时期，其凶焰不可一世。但1943年9月，意大利首先向英、美、苏无条件投降;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了对日本的进攻，不断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并从1944年初起开始局部反攻。此时，日本已明显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而苏北新四军是它心脏边上的一颗钉子，更使它坐卧不安。日军为了缩短战线，早日拔出深陷在中国的泥足，急于想找新四军联系，妄想与新四军取得某种默契，却苦于无门。其实，之前，日军曾几次派人和新四军搭线，均因被顶回去。此刻，日军想到了关在监狱中的纪、汪、陈3人，想派他们当说客，妄想通过他直接找到新四军上层领导关系，以延缓他们失败命运。但遭汪、陈的拒绝，纪纲倒是“爽快”，同意出狱。
纪纲被送过江后，辗转到了新四军军部，向饶漱石报告了日本人的意图。面对如此重大问题，华中局请示了党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
经中央批准后，饶漱石派纪纲回南京向日本人通报我方同意进行秘密接触的意向。1945年6月间，纪纲从南京带回来了冈村宁次总部的3个日本人，他们都改穿了中国便服，按照事先安排来到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新四军首席代表彭康(1901-1968，华中局宣传部长，曾留学日本)、梁国斌(1910-1980，新四军保卫部部长)和扬帆参加谈判。
来的3个日本人，为首的叫“立花”，据说是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曾任宪兵队长，后任冈村宁次总部参谋处二科对中共工作组长;一个叫“原”，一个叫“梅泽”。见面后，这3个日本人先说了些对新四军很敬佩之类的好话，接着提出他们奉命来向新四军谈“局部和平”的意向，当即遭到扬帆等人的拒绝。日本人以为新四军嫌他们身份低，不信任他们，因此他们提出希望新四军派负责官员去南京和冈村宁次总部首脑直接谈谈，表示绝对保证来去安全。为了取信于新四军，甚至表示他们愿意留下作“人质”。
新四军军部考虑正式派人去和日方上层接触，这对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研究全面敌情作参考极为有利。
军部决定派扬帆去南京，并与来的3个日本人同去，以表示新四军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气概。行前，华中局专门为扬帆开了欢送会，与会的一些负责同志对扬帆深入虎穴的行动均表示赞誉，叮嘱他要注意安全。扬帆表示：“这次是日本人乞求于我，估计日本人不敢对我下毒手，但万一日本人翻脸不守信义，我也作了准备，无非一死而已，请同志们放心。”之后，扬帆便和纪纲及那3个日本人去了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将校(级)军官招待所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