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他敢的。”李希刚非常肯定地回答。
第 200师步兵指挥官兼第598团团长郑庭笈在回忆文章中提到，3月18日拂晓，敌人搜索队约200人，骑着摩托车沿公路向同古前进，我摩托化骑兵团及第 598团步兵第一连进入公路两侧伏击，此次前哨战，击毙敌人30多，缴获步枪20支，这是日军侵缅战争以来，第一次遭到的失利，不但杀了日本侵略军的威 风，也转变了英军对中国“草鞋兵”的轻视。
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戴安澜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以沉重而沙哑的声音立下遗言：“余奉命固守同古，誓与城共存亡。余战死，以副师长代理;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理。”
但此后的形势开始逆转。第200师野战医院中校院长李颖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由于中英、中美间的矛盾，指挥上的混乱。局势出现了危急。异国作战，远征军粮食、弹药有限，没有向导，没有缅甸地图和盟军配合，久战不利。”
与日军激战12天后，第200师奉命回撤。台湾官方资料《抗日战史》记载，第200师在此次战斗中伤亡2343人。
目前生活在云南大理的贵州籍老兵王兆祥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他在第200师军需处，负责管放黄牛和山羊，同古激战到最后时刻，战局对第200师已极为不利，有全师覆灭的危险，“副师长高举人(音)和一个姓苏的参谋长大声嚎哭。”
“撤退时，我见过戴师长一次，看起来非常疲倦，脚肿得不成样子，连皮鞋都胀了起来。”老兵李希刚说。
同古战役开始时，国内各大媒体几乎每天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战况，戴安澜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到3月底撤退时，再也没有见一个字的报道。
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具倒在路旁的尸体
贵州省普安县三板桥小学退休教师施仲珍，曾是第200师的文艺兵，她的丈夫杨致道则是第200师政治部一科中校科长。
1942年3月18日，部队同日军正式交火。施仲珍的任务，主要是张贴抗日标语、帮助士兵写家书，以及参与护理伤员。之后不久，师政治部下令宣传队和部分伤员乘火车先撤回国。没想到，火车开出后不久，因缅奸破坏，脱节的十几节车厢在惯性的作用下挤成一堆。
“我和丈夫坐在后面的车厢里，只是受了些皮肉伤。我的衣服全撕破了，无奈之下，我脱下一位遇难战友的衣服穿上。”施仲珍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之后他们和一群伤兵边走边寻找大部队，“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我饿昏在路旁，有士兵给我喝了半碗米汤，才醒过来??”
有一天晚上，日本兵摸进施仲珍藏身的寺庙里，打死了穿着军装的10多名伤兵。因为施仲珍夫妇穿着民族服装，躲过一劫。后来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两人，让他们把伤兵的尸体拖到悬崖边推下去，又让夫妻俩为他们烧火煮饭。借着找柴之机，夫妇两人从庙门旁的一条夹缝逃了出去。
施仲珍仍然能说出许多当年一起出征的姐妹：张秋、冯玉珍、曾庆茹??“但是没有几个活着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