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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类”基因，在进入东方的几条路线上，本来可能各有一些特色。但经过唐代的吸收和混合，无论沿海东上、由南北上和北方向东的几支古代基因，都已经混合为“中国人”。固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直到今天，居民的基因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差异。唐代可以说是大融合的时代。
唐代皇室婚姻关系混乱 君主传统不符合汉文化模式
隋唐的帝室都是北周将领的后代，最初的根源都是尔朱荣率领的六镇军人，其中包括胡人和汉人，即使是汉人，也已经相当程度地胡化。这个军事集团的领袖们，几乎家家都是胡汉通婚，所以隋唐帝室都是兼有胡汉的血统。在隋代取得中国南朝领土以前，六镇集团的行为仍旧保持强烈的胡风。整体来讲，唐代的君主传统，不论生活习惯还是族群观念，其实并不符合汉文化的模式。例如，他们的婚姻关系，在中国人看来相当混乱，子烝父妾，兄弟相残，亲戚杀戮如仇人。至于女主掌权，武则天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具有如此行为的统治阶级，在胡人看来，就是胡人。所以，隋唐的中国与各方胡人的交往，远比汉代的胡汉之间为亲密。
唐代政权的政府组织，不如汉代严整。可能是因为隋唐本来就延续征服皇朝的发展路线，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在于武力的控制。北周将领的家族构成了统治阶层的核心，再加上隋唐合并了南朝，南朝本来就是以世族统治为基础，于是隋唐的政府结构，基本上建立在胡、汉大族的支持上，然后加上一些南朝发展而来的文官系统。唐代的世族政治，至少从高祖、太宗维持到了武则天。武则天政权开始吸纳不在世族圈子里的人才。一般人以为，武则天开始科举制度，整体地改变了唐代的政治特性。其实，即使在武则天以后，科举出身的进士还是以大族的子弟较多。唐代的科举并未制度化，权贵的赏识、人情的关说以及候选人本身的声名，都足以将进士候选人送入文官体系。无论是世族子弟还是进士出身，其具有的品行、能力和学问，都未必是担任文官的条件。唐代文官整体的素质，确实是不如汉代察举所得的贤才。到了唐末，世族力量的衰弱，并不是由于科举进士的抬头，毋宁说武人参政对其产生的影响更大。著名的牛李党争，一般看作世族和进士之间的斗争，可能也并非如此绝对。
北朝是征服皇朝，基本上没有文官体制 ；隋唐的文官系统，是从南朝继承而来。南方六朝的许多制度都是因陋就简，并不完全是合理的制度。隋唐继承南朝传统，在文官制度上也是非常混乱。唐代官制，一个官员的职称包括等级、职位、荣誉、勋位、派遣、兼任等，不像汉代制度，一个官员担任一个官职。而且，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 ；尤其天宝以后，地方权力坐大，地方大吏可以封拜中央官职。例如杜甫，他的工部员外郎职位，乃是剑南节度使严武承旨封拜，杜甫从未在京任职。整体来讲，唐代官员人数众多，还要加上一些外族领袖的虚衔官。唐中叶以后的政府官员，较之唐初，增加人数可能不下十倍。这样的体制，运作不会很顺畅，中央的号令更未必能在地方层次有效执行。
日本名义上属大唐疆域 执政将军带“大都督”官称
唐代对于处理边陲外族的关系，有其特殊的制度。唐太宗即位后，中国力量强大，突厥也不能不向中国低头。唐太宗与突厥会盟时，被奉为“天可汗”。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其实也就是继承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中国的州县，除了内地是实际统治的部分外，在西、北、东三方面，都有所谓“羁縻州县”。这些地方的领袖，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它们乃是名义上属于大唐统治的疆域，实际上还是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
这些“羁縻州县”以西北方向最多，唐代六百多州县中，有二百多个是西方的羁縻单位。东亚许多国家的领袖，包括日本、高丽等，都带着唐代地方官职的官衔。固然日本从来没有真正被唐人统治过，而且唐室对日本也相当地宽容，但日本实际执政的“将军”，一直带着“倭国国王”的头衔以及“大都督”这一类的官称。于是，唐代的疆域西过葱岭，到达今天阿富汗一带，东到大海，北方包括整个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这一个庞大的疆域，有本部和核心，再加上周围广大的边缘地区。在这种观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实也没有边界。整个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没有长城，也没有边塞，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任何族群愿意归属，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有极大的包容性，也有极大的弹性。
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有一次，我在西安凭吊汉唐古迹时，曾经将汉唐比较，认为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唐代知识分子观念以佛道为主体 儒家只是陪衬
深受胡化的唐代，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先以日常生活方面来说，唐代的饮食起居乃是总结了南北朝时候的汉、胡分野，整合为新的方式。南朝以前，汉人的居住方式，是以席铺地、凭案而坐，北方则有所谓“胡床”(折叠椅)和地毯。服装方面，汉服是宽袍大袖、斜襟束带，唐代则从胡服演变成为窄袖、瘦腰、翻领、着靴，外面再披上一件长衣。女子服装更是多姿多彩，很像今天的洋装，暴露部分远比汉装为多。饮食方面，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都成为常用的饮品 ；肉类的消费，比汉代为多，南方的鱼虾，也在北方上桌。今日所有食物，尤其香料，带“胡”字的，例如胡椒，都是从外面引入。休闲的音乐舞蹈更是高度胡化，在中国传统的箫、笛、钟、鼓的基础上，加了许多弦乐器，例如箜篌、琵琶、胡琴等。旋转活泼的胡舞，不论男女都很喜爱。印度的数学和医学，中亚的天文学，都纳入中国文化的系统之内。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中国历来最强的。
更为重要的，则是文化的理念部分。唐代儒家在前期并没有特殊的发展，至韩愈以后，儒学才有新动力和新方向。中国接受各种外来信仰，是唐代出现的重要现象。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大规模地接受了佛教。虽然佛教在华发展，经过了北魏、北周、唐代、后周“三武一宗”法难的迫害，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互相交叉，两者都有关键性的整合与开展。在唐代，佛教整体华化，汉传佛教自成系统，而且由此传播到日本、朝鲜和中南半岛。在西北的高原地带，藏传佛教也逐渐成形，并且于此时逐渐扩散到中国的西南部。相对而言，在佛教的母国印度，改革的印度教压倒了佛教，以至于南传佛教并不存在于印度本土。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在中亚和内亚地区，佛教被伊斯兰教代替，佛教再无存在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移植于中国，可说是接枝成长，蔚成繁林。尤其净土宗和禅宗，都在唐代成长为重要的宗派。道教，如前所说，与佛教交叉影响，也在唐代成为中国民间的主要本土宗教。
中亚和内亚的祆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景教(聂斯托利派)，都跟着胡人的足迹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些教派并没有真正地以原来面目存留于唐代以后。他们的影响，毋宁是被中国的民间信仰吸收，演化为中国的许多启示性的教派，例如宋代方腊的“吃菜事魔”教派和元明两代的白莲教，等等。道教的宗派，尤其吸收了不少外来宗教的观念和仪式。唐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属于传统的儒家，他们的观念以及交往的朋友，颇以佛教或道教为主体，儒家只是陪衬而已。
唐代对外贸易发达 “唐人”称呼代替“汉人”
大唐帝国编织了一个绵密的驿站系统，符合“道”的观念，将各地的交通纳入一个网络。这些驿站有官驿，负责递送官家的物资以及传递官方的文书 ；来往官员，也在这些驿站投宿歇夜、换车换马。在官方驿站的附近，都有民间经营的旅舍和车马行。唐代的诗文往往提到驿站歇店的情形。这些旅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不仅供给住宿和休息，也提供车马在下一站倒换，很像今天租车旅行的情形。旅客可以租一匹小驴或是一匹壮马，行道千里，无所障碍。杜甫就说过，在开元全盛的时候，全国的小城镇物资丰富，踏上千里旅途的人，不用带粮食，也不用担心交通工具。不仅内地，即使在远地—如西域，根据今天发现的一些唐代文书的记载，也还有这种驿站网络。固然，自秦代开始，中国就有驰道的网络，汉代也有官方的驿站，可是像唐代这样规模的、官家和百姓都能使用的交通网，却是少见。
唐代物资的流转十分方便，当然也就刺激了区间物产的流通，对于经济极有裨益。数百年战乱之后，唐代的安定、与民休息和经济的发达，可谓互为因果。单以对外贸易而言，不仅有向西的路线—所谓“丝绸之路”—运送外销的丝帛，在东向、南向的海道上，也开辟了中外贸易的航道。东路跨海，唐和日本之间交通，人员和商货来往不绝，日本大量接受唐代文化，也将日本的经济相当程度地连接于中国的经济圈内。南向沿着马来半岛和南海岛屿，进入印度洋，既可以和伊斯兰世界—所谓“大食”地区—交通，也可以直达红海，甚至远及非洲沿岸，各国商舶来往，运去瓷器、丝帛，运来珍宝、香料。广州、泉州、扬州，都曾经有不少胡贾经商，甚至有胡人居住的“蕃坊”，犹如清代晚期出现的“租界”。唐末黄巢进攻广州时，当地的胡人竟有十余万人之众。
汉代的时候，中亚、内亚各地以“汉人”的称呼代替了过去的“秦人”。在南方一路，唐代以后中国人的称号就是“唐人”，这一名称延续到今天。宋代以后，南洋一带还是称中国人为“唐人”，甚至于今天美国的华侨商业区，还是自称为“唐人街”。
本策划摘自许倬云《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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