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植入广告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如今，植入广告又开始大踏步地向文学进军。据媒体披露，石康是小说植入广告的“吃螃蟹者”，他的《奋斗乌托邦》共植入了3个品牌广告，小说出版前已有300万元进账。
近年来，小说植入广告已经屡见不鲜，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小说，人物总是围绕着某著名商场转，一帮小闺蜜动不动就去某某街道、某某咖啡店聚会，大家聊起来，总是离不开几个知名品牌。一位作家近日推出一部小说，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倒是小说中频频出现的一家小龙虾店吸引眼球。很显然，这些小说中都多少隐藏着点“猫腻”。
据了解，小说家尤其是一些写当代都市题材的小说家，植入广告甚至已成为他们增收的重要方式。《藏地密码》、《奋斗》等多部畅销作品中都可见植入广告的影子，这些广告有时候为作家带来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稿酬。相对于综合性艺术的影视来说，小说是个体文字创作，植入广告往往就是多敲几下键盘，因而更容易，更方便，如果妙笔生花，还可做得更隐蔽，以至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商业化时代，资本会不择手段、无孔不入，因而植入广告继侵入影视之后，大踏步挺进文学似乎“顺理成章”。不过，这种现象还是让人不安。文学应该是一块灵魂退守的根据地，相对于如今日渐纷纭的各种文化类型，它应该显得矜持一些，超脱一些。在文化大家族中，文学低调、纯粹、清新、雅致，不为浮云遮望眼，在简约甚至单调的文字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正因为这样，它获得了文化艺术“母题”的声誉。
因而，文学更加关注心灵与精神，人们在喧嚣之余，阅读文学作品，正是为了追求宁静与沉思。如果在文字中植入广告，则是对这种期待的严重破坏，伤害了读者，也亵渎了文学。尤其是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在滚滚红尘中身不由己，往往更加依赖文学的滋润乃至救赎，如果在文字中遭遇了广告，正如做梦的时候突然遭遇了惊吓，重新回到了庸碌的世界。
写作，是一种个体行为，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因而，所有的文字，都应该来自作家的审美体验。一个作家一旦在自己的小说中植入广告，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变成商业的俘虏。有人认为，植入广告能够带来一些资助，有利于作家的创作。但事实上，如果一个作家被商业所豢养，那么，他的文学品格总有一天会丧失殆尽。也许一开始只是一种迁就，一种权宜，但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代，世俗与物质的力量对人构成了“致命的诱惑”，我们无法奢望一个作家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坚守自己的追求。近年来，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报告文学正是因为跌入了广告文学、遵命文学的窠臼中，已经变得面目可憎，让人不忍卒读，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影视的娱乐性更强，受众面更广，与世俗生活的距离更近，植入广告如果与画面、情节等吻合起来，观众往往还能接受。而小说植入广告则有很大的不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是文化艺术的“象牙塔”，也就是说，人们或许可以忍受很多艺术类型走向商业化，但心底深处，还是对文学的高标与超越保持了殷殷期待。虽然在这个时代，文学处在边缘化状态，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文学的“宿命”，更能获得独立性与自由品格，从而更好地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
有人认为，小说植入广告的问题，应该由市场来做出选择，通过出版社和读者的选择机制，来约束、调节。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面临着挑战。因为，我们都知道，面对文学这样一种精神产品，市场规则或者失灵，或者变异，这就需要媒体和学术界给予更多关注。
小说中植入广告其实早已有之，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时，为报答一位帮他做衣服而不收钱的裁缝，把他的姓名和店址原封不动写进了小说，诸多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因此都成为这家店的顾客。凡尔纳1873年写《环游地球80天》时，某海运公司登门游说，凡尔纳让书中主人公“乘坐”了这家公司的轮船。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巴尔扎克和凡尔纳在小说中植入广告，受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时代背景，而且客观上也影响了小说的审美品格。有人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也是某种形式的广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两位作家家乡的广告效应其实来源于小说的巨大成功，这与广告植入的文化机制正好相反，恰恰反映了小说的成功。
小说植入广告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地发生，但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任其泛滥，文学终究会沦为商业的附庸，这是文学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