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议三巨头本文系蒋经国对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错失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还有机会收回外蒙古吗?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
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
台湾“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全图》(此后未再出《中华民国全图》)，因为蒙古国还在版图之中，中国的轮廓是“秋海棠”而非“雄鸡”;此外，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含外蒙)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竟一直延续至今(业务早已变迁)。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在台湾被争议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
台湾民间“深蓝”人士的“大中华情结”就更为浓重，撰文渴望蒙古回归者大有人在，大陆逐渐发酵的“外蒙古回归”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响的结果。
台湾在蒙古国问题上的尴尬，源于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拒不承认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指控蒙古独立乃是1949年“共匪卖国”的结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则严密考证，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是真正“割让蒙古”的罪魁祸首。
两个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间言及蒙古国独立，便搅起“到底是国民党之责还是中共之责”的无休争议。那么，蒙古独立到底有怎样的复杂经过?
正式承认蒙古独立的是非
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的分离独立，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约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
此时，国共双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敌对之势已成。对于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对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且在国民党对条约“执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还大加挞伐。盖两党都有苦衷，中共的处境还更为尴尬—当时，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一方面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挠回收，同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很多承诺都没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冲砸。
关于外蒙独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的郭沫若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
郭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所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
从统治者角度，开疆拓土是伟业，护国守土是功绩，这个常识中外古今执政者都明白，国共两党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举，只是都对苏联莫可奈何。
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则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业成功绝对离不开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面对被自己尊称为党和人民的“导师”、“慈父”、“大元帅”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问题上做此表态实非得已。
虽然国民党定义自身是民族主义政党，中共定义自己是国际主义政党，并完全支持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但随着中共向执政党地位的靠近，也越来越顾及到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1949年初，毛泽东试探性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然后加入中国的问题，对方答道：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谁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现实。
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且与北京建交，属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1952年，国际冷战格局定型，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国民党政府遂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
尽管对于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国共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有差异，但事实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后;首个中苏条约，国民党被迫签署，中共无奈赞同，各有各的苦衷。
无可奈何雅尔塔
战后承认蒙古独立，当时中国无论任何人任何集团执政，均无力挽回，除非斯大林放弃。所谓“正式承认”，对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只是在国际上(主要是英美)履行一个“手续”。
当时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斯大林最致命的撒手锏，是其以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中国内部政治问题为要挟。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危机重重，对内则面临经济崩溃、随时有内战爆发的可能，对外则无法想象中国以一农业国的实力如何与世界第二强的苏联抗衡。更致命的是，唯一可以制约苏联的美国，早在此前即在《雅尔塔密约》中，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无数国家的命运。因协定内容未知会其他当事国，又称《雅尔塔密约》。
会议上，英美为减轻损失，使苏联及早对日宣战，牺牲了中国利益。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海滨省和西伯利亚相连。在罗斯福的反对下，这一要求被改为外蒙“维持现状”，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由苏联优先使用，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并规定，这些内容要获得蒋的“同意”，由罗斯福向蒋转达。
斯大林的地缘战略，是使苏联周边不能出现“敌对国家”，也就是说苏联需要一个漫长的战略缓冲带。而在其缓冲带内的地区，办法有二，一是将其并入苏联，二是使其成为“卫星国”，以保障苏联“安全”。在不确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依此原则，强迫外蒙独立，同时在新疆策划“东突”闹事、索要东北权益。
蒋介石在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已预估苏联会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诉求。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获悉了部分内容。
蒋初闻这些内容时愤怒不已，但还抱一线希望，由于不知美国真实态度，以为还可与美国结成盟友来牵制苏联。然而，罗斯福已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签字。罗斯福本来良心亏欠，欲正式告知蒋，却于4月12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