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河南大饥荒
摘自《大变局中的转折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背后》，金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饥饿摧毁了人性
“神通广大”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搭上军用飞机离开重庆飞往宝鸡，然后乘火车至西安，由西安而陕西之东，5天后已经骑马行走在河南大地上。他回忆说：“小村庄比市镇更坏。那静寂是吓人的。人们逃避饥荒的无意识的残酷，仿佛是一支野蛮的军队追逐着他们。……无人居住的房屋把声音扩得很大。婴孩的哭声，简直比我们的马蹄声还响。”
白修德看到了死尸。有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瘦削而美丽，躺在潮湿的泥地上，嘴唇却呈现出可怕的绿色。路旁有小贩在卖仅供果腹的树叶，一块钱只能买到一小把。挖着坟冢的野狗，把饥民的尸首翻了出来，吃得浑身滚圆、膘肥皮亮。
在灾情最严重的偏远乡村，白修德更多地催马疾奔。跑得稍慢一点，发狂的饥民一定会把他的坐骑杀了吃肉，一定会掠走他的衣服、食品和钱财，他就必定不能活着回去了。
饥饿泯灭了人性最基本的东西。白修德了解到，一对饿极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出去讨饭——人少的时候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来最后的一顿饱饭，然后全家一起自杀……
为民请愿横遭阻挠
一天晚上，白修德住到了某县的军队司令部里。一群农民前来拜访，希望白修德将他们的情况反映到重庆。这些人起草了一份报告，誊抄了两份交给白修德。报告中说，这个县共有15万人口，已经有11万没有任何吃的了。而政府发放的救济，只有1万斤麸皮。
白修德与领头的交谈：“你收了多少粮食？”
“每亩十五斤。”
“抽税要抽多少？”
“每亩十三斤。”
在旁边认真听着的司令官，立即暴怒起来。他把领头人叫到一旁，用很响的“耳语”严加斥责。这位农民战战兢兢地回到白修德跟前，称刚才“说错了”，抽的税每亩不过五斤。那指挥官还要求白修德把农民交给他的报告退还。白修德退了一份，但指挥官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去。临别前，白修德与农民们相互对视，默然无语。
这是1943年3月，雨雪交替着在河南大地上飘落，新的耕种季节即将开始，新一年的收成也许会好点。另一个农民却说：“不错，很好。但谁知道到时候我们是否还活着呢？”
离开河南前，郑州的地方长官设宴款待。有心的白修德留下了筵席的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上头洒满了白糖。他后来写道，“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也是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数万国军被百姓缴械
河南的饥荒是白修德驻华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他开始觉得，国民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用错了方向，打了水漂。他忍不住给《时代》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写信：“这个国家几乎在我的面前死去。”
这个国家真的死了。不是死在肉体的生命，而是死在人心。1943年冬，日军大举进攻河南。饥馑的痕迹仍随处可见。日军拨出部分军粮接济了行将饿死的农民。活过来的河南百姓，厌恶了战争和兵燹，自发地组织起来，去收缴中国士兵的枪械。起初是单个地、几人几人地收缴，后来干脆成连成排地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前后被缴械的国军有6万之众。
日军以不足5万的兵力，进攻30万国军镇守的河南，未经几个回合便迅速得手。白修德如此形容日军的攻势，“像利刃切牛油一样，割断了华军的防线”。没有人敢明说日军得到了当地人的帮助。“汉奸”毕竟是个刺人眼目的“恶谥”。但生存法则不会像社会法则和战争法则那般复杂和诡谲。当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这些宏大命题摆在行将饿死的饥民面前，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懵懂的百姓们选择了后者。
附：
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
(《时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文章节选)
中国的麻烦持续不断，这个国家痛苦的历史更是循环反复地出现战争、洪灾、饥荒。本刊记者白修德上周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予以报道。他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对河南饥荒地区的采访。他报道说：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亲眼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但至今我还难以相信它们是真的：狗在路上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