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的苏联农民
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新政权建立后不到半年时间里，便爆发了针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本文拟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并剖析、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期对引发农民暴动的原因，暴动的影响，整个苏联时期的农民政策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作出解读。
【苏俄时期为何爆发大规模农民暴动】
俄罗斯的解密档案为世人提供了了解苏俄时期农民暴动主要成因的途径。1921年5月受命前往坦波夫省平定农民暴动的图哈切夫斯基，曾在1921年7月16日写给列宁的有关该省农民暴动的报告中指出：“暴动的原因与整个俄罗斯联邦的情况是一样的，是对余粮收集制不满和地方粮食机关不讲究方法、粗暴推行余粮收集制。”这里所说的“余粮收集制”，是苏俄政权在1917~1921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推行的一项政策，这个词的俄文为“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准确译法应是“粮食摊派制”，而非“余粮收集制”，因为这个词的前半部分“прод”是“粮食”的缩写，后半部分“разверстка”则是“分派、分摊”的意思。事实上，苏俄政府派到农村去的征粮队在收集所谓“农民们的余粮”过程中，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征集农民手中的粮食，包括他们用以活命的口粮和来年播种用的种子粮，这自然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发暴动。
1921年7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坦波夫省全权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有关暴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在坦波夫省，“因为革命而受到损害的农户不少于60000个。这些在经济上被削弱的富农是1918~1921年期间发生的震撼全省的各种农民暴动的主要支柱：1918年发生的农民暴动卷进了近40000名农民。”“苏维埃政权带有狭隘的军事行政性质，经济和教育机关不能充分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性工作，实行余粮收集制使这个省负担特别重：这个省的粮食被靠近前线的部队吃光了，农具损失严重，经营水平高的农户数量下降，然而，粮食人民委员部仍然把它列为高产省。”富农“在农村很有势力，常把余粮收集制的主要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头上(各地的余粮收集任务几乎都是“按人口”摊派的)。”“许多农民习惯于把苏维埃政权看成是与他们格格不入、一味发号施令、全然不讲求经济效益的机关。”
苏联时期的很多历史文献确认，坦波夫省农民暴动始于1920年，这是不准确的。除解密档案可以证实外，历史学家Б.В.先尼科夫在专著《1918—1921年坦波夫暴动与1929—1933年俄罗斯农民分化》一书中也指出：坦波夫省农民暴动实际始于1918年初，也就是从苏俄政府开始在坦波夫省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那一刻起。为了强行将粮食收缴上来，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征粮队”挺进坦波夫省境内。但农民游击队同“武装征粮队”展开了武装冲突，有时将“征粮队”打得溃不成军，有时则将其全歼。于是“征粮队”便改在县城附近或火车站附近执行征粮任务，这些地区红军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农民游击队则很少在这一带开展活动。
1920年农民暴动几乎席卷坦波夫全省，但各支暴动队伍还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依然停留在各自为战的层面。1920年夏，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还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并出版了起义者的报刊，劳动农民游击集团军总指挥部就时常印刷《告红军战士书》，呼吁前来镇压暴动的红军官兵站到农民一边来：“亲爱的弟兄们，请醒醒吧！俄罗斯人民，而不是当权者和什么政委的声音，在呼唤着你们！这里没有任何匪徒，没有任何强盗，有的是受难者——俄罗斯人民，他们饥寒交迫，受尽折磨，穷困潦倒……”
联合后的暴动农民武装在统一指挥下，将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甚至还拥有了大炮。1920年末至1921年初，是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鼎盛时期，暴动者人数达到了30多个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还没来得及完全平定，1921年2月28日又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说起来是军人暴动，实质上仍是农民暴动，因为暴动的参加者大多为新入伍的农民。此次暴动规模大、时间久、影响深远，就连参加俄共(布)十大的代表也被动员去参加平定暴动。这次暴动，实质上是苏俄民众对当时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及政府所推行政策不满的又一次集中爆发。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呈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中汇报：“……他们已经被余粮征集、禁止自由贸易和征集队的行动搞得快要发疯了……类似的情形和情绪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前夕也同样存在……对一些暴动参加者的审讯表明：海军和红军中的不满情绪几乎同农民一样激烈，难以控制的不满情绪主要由于从家乡农村传来的消息而郁积起来的，这些人一直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乡农村常常给他们捎来关于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余粮征集的不堪重负等等的坏消息……”报告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苏俄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苏俄政府对农民的政策之间的关系。
1920年底至1921年春，苏俄的不少地区，如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先后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的高潮发生在1921年2月至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即达6万多人，暴动波及全国至少13个省份。
【农民暴动是如何平息的】
1921年1月底，苏俄政府决定对坦波夫省的农民武装实施一次大规模战役，可并没有成功，相反不少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红军士兵站到了农民一边，加入了暴动队伍。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迅速蔓延到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
1920年底，苏俄政府内卫部队革命军事法庭副主席彼·亚·卡麦隆在一份分析报告中解析了坦波夫省农民暴动愈演愈烈的原因：第一，地方政权对该省农民暴动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判断；第二，在已经发生暴动的情况下，地方政权和武装力量对于“匪帮”的力量估计不足，因而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和乏力的应对措施；第三，平息农民暴动的军力不足，措施不够强硬；第四，在完成余粮征集任务时，粮食征集队的工作人员只求完成任务，而不加区分地对贫农和富农一律采取了强硬措施，从而促使不满情绪扩散。
1921年5月19日，受苏俄政府派遣前来镇压暴动的部队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发表《告前线红军将士书》，号召红军将士们对“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实施“勇敢而坚决的打击”。为了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反匪徒委员会”甚至决定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但要极其谨慎，要在有充足的技术准备并且确保成功时使用”。
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文献证明：苏俄政府在平定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动用了化学武器，驻坦波夫省苏俄政府军的一个炮兵旅旅长发来的报告就证明了这一点：“1921年8月22日我部在同匪徒的战斗中共消耗了160枚榴霰弹、75枚爆破弹以及85枚毒气弹。”别尔哥罗德炮兵训练班大队长涅恰耶夫也在报告中写道：“我炮兵营在基贝茨村占据了有利地形，于16点钟向基贝茨村西北1.5俄里的湖中岛屿开火。我炮兵营共向湖中岛屿发射了65枚榴霰弹、49枚爆破弹以及50枚毒气弹。完成任务后，我炮兵营于20点钟从阵地上撤下来并于夜里返回了因扎斯诺村。”由此可见，农民与苏俄政府军之间的鏖战是何等残酷，农民的抗争又是多么不屈和激昂！
1921年9月，苏俄政府军终于成功地掌控了坦波夫省的局势。这时，“清洗”工作开始了，主要是动用契卡(肃反委员会——笔者注)的力量。根据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给暴动参加者的家属建造了一座座集中营，而暴动参加者假如落到了契卡的手上，统统枪毙。所有学龄儿童和学前儿童必须跟自己的母亲分开关押到不同的集中营，可以留在母亲们身边的只能是正在吃奶的孩子。此外，那些不曾参加过暴动，而是无意中出现在坦波夫省的人也被关押进集中营。苏俄境内其他地区的农民暴动也陆续被平定。
【农民暴动对苏俄政权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次次的农民暴动不能不引起包括列宁在内的苏俄领导人的高度忧虑和深思。列宁准确地判断了这些事件的性质，认为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1921年2月15日，当暴动还未彻底平定时，列宁就指出：“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好多情况，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过去，“农民不得不去拯救国家，同意实行无偿的余粮征集制，但是它现在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重担，所以农民就张皇失措、动摇彷徨，而我们的敌人——资本家也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们说：只要发生动摇，接着就会滑下去。”
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两种危机，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废止农民们怨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并到市场上出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他生产或生活物资。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种粮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且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从俄国小农占优势的客观实际出发，实行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通过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21年7月20日，当坦波夫省农民暴动还未彻底平定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坦波夫省全权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写给俄共(布)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总结指出：“农民暴动是在农村小私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普遍不满的基础上爆发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留情地对小私有者实行了强制，很少考虑农民经营的特点，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教育方面都丝毫没有提供服务。”“脱离农民的原因在于，农村的苏维埃政权依然主要具有军事行政性质，而不具有经济性质，是一支从外部发号施令的力量，而不是公认的农民经济的领导者；苏维埃政权在农民看来是个强制机关，而不是首先为农村服务的组织。这种对待农村的非经济的态度农民深恶痛绝——这方面稍有疏忽就有反应，粮食政策、出畜力车义务制和播种委员会等问题都是如此。”因而，他在报告中建议中央采取如下措施：“村苏维埃和乡执行委员会应当从一个主要是行政机关转变为主要起经济领导作用的机关。他们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贯彻中央的指示，还应当包括团结农村各方面力量振兴和发展农业及家庭手工业。”“不允许从影响农村的新办法向过去的办法倒退——要取缔征粮队(有人又在旧话重提)，取缔连环保(有些地方又在开始实行连环保——倘若有一定数量的农民逾期不纳税，省粮食委员会就有权禁止这些农民所在村庄所有农户都不得进行贸易活动)；让合作社贸易自由发展，要取消附加税”等等。同年8月1日，列宁在报告上批示：“致托洛茨基同志：(1)望知照。(2)望下令专门检查一下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列宁。”
正是因为列宁等人对农民的政策问题、如何处理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苏俄才有了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国家的经济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政治也日趋稳定。
【苏联时期的农民政策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新经济政策的倡导者列宁的去世，致使这一政策的连续性受到严重影响。1927年全国粮食收购量比1926年减少了1.28亿普特(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笔者注)，仅为3亿普特，城市居民和红军都面临着粮食供应困难，国家的粮食出口也受到严重影响。为了解决粮食收购问题，联共(布)中央于1927年12月14日、24日及1928年1月6日连续发出三道指令，要求各地加紧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完成任务。1月19日，斯大林从新西伯利亚给中央发了一封密电，强调指出了两点内容：第一，根据《刑法》第107条，打击粮食投机者和富农囤积粮食者，因为他们是革命法制的破坏者。第二，根据《刑法》第105条，打击基层机关中那些纵容投机者，因为他们是苏维埃法律的破坏者。将严酷的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这种“非常措施”迅速扩展到苏联各地。
上述“非常措施”的实行，虽使粮食收购数量暂时飙升，但引起了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的强烈不满。1928年1月27日一个贫农给《农民报》写信诉说：“农民非常愿意帮助苏维埃政权，准备全力帮助国家，但是当局不让他们发展，因为当局对农民的粮食规定固定的价格，可是农民购买东西却无法按固定的价格。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立刻被当成了富农来对待，并且还被剥夺了选举权，这就是说当局希望所有的人都过穷日子。应当给农民自由，让他们发展，让他们发家致富，因为农民在养活整个俄国，整个俄国都靠农民来供养，怎么能不给农民自由呢……我们只知道国家需要粮食，去哪儿拿？向农民要，向农民要税，向农民要粮，而农民除了种地获得的收入之外没有别的收入。”
1928年，时任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的弗鲁姆金在一封写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也指出：“……我们国内形势的恶化，首先是由于农村形势、农业状况恶化的结果。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除了一小部分贫农以外广大的农村都在反对我们这一事实……”1928年2月，党员戈洛瓦诺夫在党支部会议上的发言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党在粮食收购方面的问题提得太突然了，这会造成不良后果，因为农民对压榨感到愤慨。如果我们现在到各村去并且用各种收费如农业税、保险金、贷款、股金等等去压榨农民，那就是我们改变了以前发布的法令和决定。照我看，这像是军事共产主义，甚至还要糟糕，因为在和平环境下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急剧转变的。现在不是20年代，因此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威望会受到损害，事态会发展成公开的愤慨。”
1928年3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基谢廖夫的报告充分证明了农民反苏维埃情绪的蔓延：由于“采取了……完全破坏农民情绪的强制措施和行政压制手段”，“由于拿走了农民的粮食，最近农村中的反苏维埃情绪进一步激化。如果仅仅拿走富农的粮食，那还没有什么，然而，还拿走了中农和贫农的粮食”，“在北高加索成立了若干三人小组以加强粮食收购……由于三人小组有逮捕权，所以它们就逮捕了没有完成指令任务的农民……在巴泰斯克专区有这样的事例：那里强迫运出用来养活全家和播种用的剩余粮食。”
斯大林认定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联合的社会化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之上，因此，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将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要加速工业化，就亟需大量资金，资金从哪里来——从广大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中“挤”出来。可是农民们又不愿意按照政府的意志和意愿(或者强制无偿收缴，或者按照远低于其成本的价格征缴)交出粮食，于是将农民们赶进集体农庄便是一条捷径。1929年底，斯大林要求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被彻底废止。
然而，集体农庄在用强制手段确保高效收缴粮食的同时，却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既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内容，也不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主人，这从根本上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本来，在希特勒军队入侵之前，苏联农村的这种危机就已彰显，农民破坏生产工具、大肆盗窃集体农庄财产，任凭粮食霉烂在地里也不去收割入仓，大幅度地削减播种面积，甚至爆发农民暴动。仅1928年上半年苏联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骚动事件，1930年2月和3月共发生7576起农民骚动事件、3263起暗杀恐怖活动、2009起散发传单事件，如此种种都是农村危机的表现。二战结束后，本来是调整农村和农民政策的极好契机，可苏联领导人和政府却认定经过二战洗礼和考验的战前各项政策是“正确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否则苏联怎能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人们期盼的变革就无从谈起，农民的状况和命运依旧。
二战结束后，苏联农民表达不满的方式，仅仅表现在一些情绪化言行或者越境、同征粮队发生暴力冲突上，而没有酿成像苏俄时期那样规模的农民暴动。比如，“前进”劳动组合主席拉波夫在1945年8月对自己的亲友曾发表过一番“危险”言论：“现在在苏维埃政权下，人民和农民感到自己受压迫，他们起早贪黑地干活，却什么也得不到。农民在各方面都受到了限制，集体农庄的地里杂草丛生，土地耕作质量很差……农具和农业机械无人爱护，经常被破坏，因为集体农庄庄员们认为反正这些农具和农业机械又不是自己的，而是集体农庄的财产。集体农庄的许多地都荒芜了，而这些地早先在私人手里时都是有人耕种的。农民不能当家作主，他们被强迫干活……如果我国的整个农业能够像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一直发展下去的话，那么，现在，也就是1945年这个时候，每个农民就会拥有自己的拖拉机、汽车等农具来经营自己的个体经济，农民就会有丰硕的果实，什么也不缺。”再比如，1948年2月14日“红色乌苏里人”集体农庄主席穆拉夫瑟科在该区执委会会议上谈及集体农庄状况时指出：“我看不出我们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条件同监狱里犯人的生活条件有何差别。”“忠诚道路”集体农庄主席希梅拉对庄员抱怨说：“没有必要急着收割燕麦，即使收割了还得让你交给国家。”不过，他们的言论很快就被党或者国家安全机关掌握，穆拉夫瑟科、希梅拉两人很快失去了人身自由。
而村民发泄的牢骚话也被国家安全机关掌握得一清二楚。比如，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温格内区瓦列玛列村女村民托尔诺拉鲁对村民们发牢骚：“……我种植的半公顷玉米还没有长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活到收获时节，我可能会饿死。如果有人能把我送到罗马尼亚，我可以把一切都给他。”别里齐县老波特拉日村女村民维尔博娃·玛丽娅则抱怨说：“……苏维埃拿走了所有的粮食，但是这儿不久将不会再有苏维埃了。”斯库良区拉斯波涅娜村村民布拉什万鲁对村民说：“比萨拉比亚应划归美国所有。苏维埃政权长不了。”博洛金区库赫涅什达村农民鲁苏盘算：“这里生活太差，什么吃的都没有，而在罗马尼亚过得要好些，我想去罗马尼亚，但是普鲁特河岸有许多边防军。等天一黑，我就越过边境。”所有这些言论，都清楚地记录在该共和国安全部部长莫尔多维兹少将于1946年12月2日呈交给阿巴库莫夫(时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报告里，报告同时汇报说，已“下达了相应指示，以防止和应对反苏分子的敌对活动，遏止越境事件发生并查清反苏活动组织者”。同年12月31日，贝利亚又将阿巴库莫夫转来的这份报告转呈给了斯大林。
而且，一旦个别地区发生了农民暴力事件，苏联政府立刻就会给予严惩。比如1946年10月12日，车里雅宾斯克第三技工学校师生根据地方当局的安排前往“前进”集体农庄参加收割粮食并收购粮食，可农民们对于这些人的到来极其反感，因为他们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自己享受不了，却要被城里来的人夺走。情绪失控的农民用铁锹、尖木棍和刀子做武器，对第三技工学校的师生进行了暴力袭击，结果学校的两位专家被打死，另外两人受了重伤。后来国家安全机关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侦查，将其定性为“一起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的恐怖主义行动”，参与袭击的农民受到了惩处。
完善的国家机器、高效的反应机制、严酷的惩罚措施是二战结束后苏联很难酿成大规模农民暴动的主要原因。
此外，当局严酷惩处对粮食收购计划持消极甚至对立态度的、未能按时足额完成收购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将他们作为替罪羊，似乎造成农村危机的不是政府的农民政策，而是这些集体农庄主席执行政府政策不力所致。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仅1945年就有5757名集体农庄主席获罪被判刑，1946年有9511名获罪被判刑，在一些地区被判刑的集体农庄主席占集体农庄主席总数的1/4，最严重的地区占到了总数的1/2。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农民们的不满情绪。这是二战结束后苏联很难酿成大规模农民暴动的又一个原因。
无论是反苏标语和反苏传单事件，还是农民暴力袭击“征粮队”事件，抑或大规模的农民越境事件，都是苏联的农村政策和农民政策不得人心的表现。当不满、绝望的情绪淤积到一定程度，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度就会一降再降，直至这种模式寿终正寝。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以来包括农民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严重失误却又长期得不到调整、革新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