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重的蒋经国就是在这些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烦恼问题一时得不到解答的情况下，错失了和大陆的老朋友邓小平，坐下来“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
摘自《蒋经国情爱档案》，王丰著，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已经掌握台湾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的这位老同学。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
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几年，一些他必须参加的重要活动场合的休息室里，有关方面都为他准备好一张病床，供他在公开露面之前，能先躺在病床上休息一阵子。等养足了精神，勉强可以让他出场了，再拖着几近虚脱休克的病体，坐着轮椅，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在公众面前露露脸，讲几句简短的话，昭告天下，蒋经国还“健在”如昔。
有数之不尽的具体事例，足以说明晚年蒋经国为了国政，真是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
1987年，国民党军方计划于该年10月12号，在台湾新竹陆军湖口基地实施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是项演习被定名为“侨泰演习”。这项由当时的参谋总长郝柏村主导规划的大规模战力展示活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兵力和火器，均是历来最盛大的一次公开军事演习。国民党军方并邀请了出席当年几十国庆庆典的归国华侨及中外贵宾一万七千余人，到场参观，因以定名“侨泰演习”。
无论是参演官兵，抑或是参观贵宾，此项在陆军湖口基地举行的“侨泰演习”，各方面的规模，均是蒋经国任上，前所未见的。因此，蒋经国也对这次演习非常重视。为示慎重，郝总长早在这项演习实施前几个月，就向蒋经国报告演习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计划进度等等各项细节，并早在预定了演习时间之后，就请“总统”侍卫长预先将这项演习排入蒋经国的既定行程里边。至于蒋经国健康条件是否允许他亲自前往主持校阅，郝柏村认为，等到演习前夕再向蒋经国请示，再斟酌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作为最后定夺出席与否的根据。
众所周知，国民党之所以维持强大的军备力量，国防动机主要是要反制中共的武力解放台湾。然而，1987年10月，固然蒋经国已于稍早之前宣布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大陆方面亦不断透过各种途径，不计其数地向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表达愿意和台湾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诚意。
但是，蒋经国即使到了1987年10月份，他依旧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其一贯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依旧坚持台湾保有坚强的国防武力，以对抗中共突如其来的武力攻击。
以笔者个人之见，邓小平领导的大陆当局，当年有诚意以和平方式，和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手段完成统一大业。年届八旬的邓小平，也希望在他和蒋经国有生之年，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
但是，蒋经国考虑的面向似乎比邓小平更复杂，蒋经国似乎顾虑，假如台湾一旦卸除了对大陆的实质与精神的武装，以台湾腹地之小，操之急切与中共谈判或过于盲动于开放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蒋经国尚需考虑到，始终虎视眈眈，芒刺在背的美国，将会如何设想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谈判和解呢?假如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和谈进程发生问题，两岸最后仍然必须回到武力对峙的老路，美国是不是会继续支持台湾当局?这些都是蒋经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也是他对大陆和谈攻势迟疑不决的原因。笔者认为，病重的蒋经国就是在这些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烦恼问题一时得不到解答的情况下，错失了和大陆的老朋友邓小平，坐下来“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这一错失，也让台湾、大陆之间，迟至公元2000年初叶仍陷于扰攘不安、剑拔弩张之境。如今思之，能不令我们掷笔三叹吗? 故而，“侨泰”也者，就是要教中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安心”，等于是在告诉海内外各界和美国人，我蒋经国虽然对大陆开了一道门缝，然而我还是坚持反共、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既定国策，没有任何动摇之意。至于当局下一着棋该怎么走，笔者相信，风中之烛的蒋经国恐怕已经没有精力深思及此。因此，对大陆开启的那道细细的门缝，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于被动，出于走一步算一步的苟且心态。
体制上，蒋经国是“侨泰演习”总校阅官，郝柏村参谋总长很早就请示蒋经国。以蒋经国一贯力疾从公，无怨无悔的态度，自然是满口答应会去主持湖口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