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
1938年，纳粹德国侵吞奥地利后，掀起新一轮排犹浪潮。犹太人在欧洲面临生存的威胁，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亡，而中国上海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流亡地。1939年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划定犹太人特区，安置逃亡来华的犹太难民。
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最后没有全面实施，但其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却成为当时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弥足珍贵的一抹亮色。笔者最近发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详细记载了重庆国民政府筹议此项计划的始末。
水晶之夜
自1933年1月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后，犹太人的灾难便开始了。出于宗教、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纳粹德国开始排斥犹太人，将其视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从对犹太人进行各方面的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再到把犹太人驱逐出境。
1938年11月7日，为了报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一个叫做赫尔彻尔·格林兹本的17岁德籍犹太难民闯进德国驻法大使馆想刺杀德国大使，但出来接见他的人却是一位年轻的三等秘书。犹太少年不由分说，向其腹部连开三枪。9日，倒霉的秘书伤重不治。
这天晚上，纳粹党的头子们在希特勒和戈林的领导下正举行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十五周年的庆祝。接到来自巴黎的凶讯后，希特勒丢下一句“应当放手让冲锋队行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797页(纽伦堡文件3051—PS))。庆祝会结束后，第三帝国迄今为止最疯狂的排犹运动排山倒海般呼啸而来。
11月9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涌上街头，疯狂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这一夜酿成了巨大的灾难，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就像是水晶般闪闪发光，时人因此将这黑色的一夜揶揄地命名为“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伤害，事件中遇害的犹太人数目难以统计，大约三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中被捕，被送往集中营，其中数千人悲惨地死去。这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1938年11月12日，纳粹德国紧急制定了剥夺犹太人尊严和权利的措施。内容包括：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人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戴侮辱性标记；甚至还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德国《国家公报》公然宣布把犹太人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并且剥夺他们的剩余财产，赶入犹太隔离区。以上种种的清洗措施使得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无奈之下只有背井离乡，流亡世界各地。
许多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国度纷纷施以援手，在中国，上海对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成千上万的“被逐犹人汹涌而至”。(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除了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的深切同情外，上海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它是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自由进入的城市。上海自清朝末年就出现的租界完全由西方人管理，中国政府无权管辖，所以被称为“国中之国”。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入，但是西方人却可以自由进出。1937年，日军侵入上海后占领了非租界区。此时，中国政府撤出，汪伪政权尚未建立，而英法等国只是租界的管理者，并没有权力发放签证，如此这般，租界就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这无形中为慌不择路的犹太难民打开了方便之门。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挈妇将雏，不远万里，辗转逃亡到上海，将其当做第二故乡。但此时的上海租界形如“孤岛”，“苦于无法容纳，正计划限制入口之法”。且周边被德国的盟友日本军队占领，犹太难民衣食堪忧，缺医少药，处境艰难。尽管中华济难总会等慈善机构几次为他们募捐；英、美、法等国驻沪领事馆迫于侨民压力，也提供一些帮助，但这都是杯水车薪。犹太难民的境况引起了租界内外各界人士和中国民众的广泛同情，也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一项计划提上议事日程，那就是为犹太难民设置一个庇护所在。
犹太人特区
身在陪都重庆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此时，“英国欲以巴勒士坦为犹太人建一永久之所”，虽然“引起当地阿拉伯人激烈之反对，乱事至今未戢”(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但这给了孙院长灵感，能否在中国划定一块特区作为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呢？经过深思熟虑，1939年2月17日，孙科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提案，提议在我国西南边区划定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数万犹太难民。
提案理由充分，办法可行。虽不乏利己成分，但对犹太难民的拳拳关爱之情跃然纸上。兹录如下：
(犹太)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二千六百余年来转徙流离，备受各方之压迫。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之张盛，犹太民族更饱受无情之虐待，以德国为最甚，自希特拉(即希特勒：笔者注)并奥后，屠杀奥犹，变本加厉，最近更借口德驻法大使秘书为犹人所杀害，发动大规模之排犹运动，其手段之毒辣亘古未闻。……今拟在西南边陲划定犹人寄居区域，有如下之理：
一、就国策言，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为总理遗教所规定。
二、就对英言，援助犹人可以增进英国一般民众对我之同情。更有进者，英国之远东政策实取决于在远东之巨贾与银行家，英国对经济援助最初之阻挠与最近之实现，实皆此巨贾与银行家操纵之，而此巨贾与银行家则以犹太人为多，故此案实施当可影响英国对我态度进一步之好转。
三、就对美言，美国援犹运动，近已独占全国人民之注意，援华运动受其影响甚巨。此案实施之后，不独能获得美国一般人民之好感，且足以移美国注视犹太之目光转而向我，宣传上必可得巨大之收获。就建设前途言，犹太人财力丰盈，人才尤多，若能结其好感，得其协助，实足为我莫大之臂助。
办法
一、在西南边区接近国际路线之虞，划定若干方里，为犹太人寄居区域。
二、由中央制定中央及地方该管长官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划该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
三、由上述委员会负责发动国内外有地位声望之犹太人领袖，一致回应并参加推进此项计划。
四、另设犹太人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关，尽量介绍其专门人才，为我后方建设各部门之用。
提议人：立法院院长 孙科 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孙科致国防最高委员会提案，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孙科的提议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因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计划，如能付诸实施，必能得到英、美等国民众的好感，而且很可能会获得国际上拥有强大财力的犹太裔商人、银行家、实业家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援与帮助。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等部门为此发文、协商、论证，基本上考虑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腾越(今腾冲，笔者注)、蒙自两地划设犹太人特区。该地区地处内陆，物产丰饶，气候暖热，人口稀少，环境安宁，又靠近与英属缅甸相衔接的国际公路，交通便利。滞留于上海租界内的数万犹太难民经海路到达缅甸或泰国，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云南境内。此外，从欧洲经地中海乘船出逃的犹太难民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就可驶往孟加拉湾，到达缅甸，再经印缅公路进入云南，比去上海租界要近得多。
孙科的计划倘若成功，无疑是为千千万万身处绝境中的犹太难民打造了一艘生命之舟。提案递交不久，孙科亲赴黄山别墅拜访蒋介石，探询他对“筹设犹太人特区”的态度。此时德国已召回军事顾问，但蒋介石仍对德中友谊抱有幻想，且此时正集中精力指挥长沙、南昌等地的对日作战，因此未置可否。孙科只好打道回府，联络于右任、孔祥熙等同情犹太民族悲惨处境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希望尽快促成此案。不久，孙科从情报系统得知，日本内阁和军部也在酝酿一项绝密的建立犹太人安置区的河豚计划。
河豚计划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向关内步步紧逼，引起了英美法苏等国不满，与日本之间矛盾加剧。由于英美等国拒绝对“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却没有资金开发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中了自清朝末年就定居东北且以经商而闻名的犹太人。“河豚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即希望通过扶植、亲善犹太人来巩固他们在“满洲国”的统治，并影响英美的对日态度。众所周知，河豚以鲜美无比而闻名，其所带剧毒仅需零点几克就能要了老饕的卿卿性命。之所以把犹太人比作河豚，是日本人既觊觎犹太人的财富，又忌惮犹太人的势力，认为要去其“毒素”后，方能食其美味！
1938年12月5日，就在“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即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笔者注)，认为在欧洲排犹运动甚嚣尘上之际，如果能把欧洲犹太人吸引到“满洲国”来，那么不仅能够开发“满洲国”，而且还可以让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有兴趣来“满洲国”投资，在幕后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也会停止对日本侵略的攻击。届时在利用犹太人财产和劳动力的同时，还可打着与其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幌子，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提出在中国的上海或“满洲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的建议。
“五相会议”召开不久，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们在对犹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计划”更加翔实。补充后的“河豚计划”文本长达九十页，内容庞杂，其要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三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一亿美元的安置费；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计划，请世界各地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关于是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这个问题，专家们还存在着争议，没有定论。
就在重庆国民政府筹议孙科提交的设置犹太人特区提案的同时，“河豚计划”也在紧锣密鼓的实施当中。在日本方面的操作下，哈尔滨召开了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并于1939年5月安排犹太社区领袖到东京进行正式访问，用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和授予“帝国勋章”来加以笼络。与此同时，大量的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他们没有住处，没有工作，日本当局“大发慈悲”，不仅对各个租界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采取不干预政策，还先后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持。
此时，日本特务机关已获悉重庆方面正积极筹划建立犹太人安置区，且已得到重庆政府外交部、内政部等多个部门的同意，只等蒋介石的最后批准就将木已成舟。由于孙科、孔祥熙等人在大力促成此案，因此日方认为该计划最终成功应是大概率事件。倘若真的在西南边陲搞起犹太人安置区，势必对正陷入对华侵略战争泥淖中的日本造成很多麻烦。为此，当务之急是要了解有关详情，并千方百计予以阻挠。纵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无法建立起犹太难民安置区，也决不能让中国方面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取得成功。日特以编派员深入上海各租界，在犹太居住区竭尽鼓动游说、挑拨离间之能事，并广泛了解犹太难民的情况，搜集情报，为制订安置计划提供第一手资料；另一边利用在西南滇、川、黔、桂诸省已建成的地下间谍网，从中加以破坏。
大爱无疆
非但是官方，中国国内的普通民众中也弥漫着对犹太难民兄弟的关爱之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始终关注犹太人问题。该会于1939年5月派员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的犹太人已达万人以上，缺衣少食，处境堪忧。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谋求解决办法，形成《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上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犹太人移往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就在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殚精竭虑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他电呈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陈述理由：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犹太人云集上海，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没有把握，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如有可行性，立即拟定具体办法。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行政院遵照蒋介石加紧筹划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订。特别是内地居住问题，颇感棘手。因为“一旦允许犹太人寄居内地，其他国家必将根据条约援例要求。划定区域过广，初期固易于管理，但聚处日久，万一发生民族自决及要求自治呼声，将不易统制。”(孔祥熙致国民政府呈，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德国外交部获悉后派员交涉，认为德国政府还未便就中国政府酝酿的安置计划提出正式抗议，但犹太人素来仇视德国，希望不要因此破坏德中关系。不久又打来电话提出口头抗议，使蒋介石颇感为难。加上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恶化，便指示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要人，大规模收留犹太人暂且搁置，似应拟一权宜之策以解燃眉。
1939年7月，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明确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因为对于有国籍之犹太难民，“如欲予以特惠，在我受条约及政治、经济各种困难之牵制，在彼又受其本国政令之阻碍，诚如内政、外交等部所言，诸多不便。”(国民政府致行政院训令稿，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设置犹太人特区计划待从长计议，“兹就国内及国籍情形所许可之范围，拟协助犹太人之办法三项：
(一)入境之协助
凡国联之救济机关或国际著名之慈善团体认为品行端正而确为无国籍之犹太人，我国驻外使领馆得给予特别护照，许其入我国国境，惟享受此种特殊权利之犹太人，应先向我具呈志愿书，声明两点：(甲)入境后遵守我国法律并接受我国法庭之约束。(乙)入境后不作任何政治活动或主义宣传，不批评或反对三民主义，如有违者，我国得驱逐出境。
(二)入境后之居留
无国籍之犹太人应暂居于通商口岸，不得杂居内地，其愿入我国籍者，依照我国法律手续办理，入籍后与一般国民享受平等权利，绝不因种族与宗教之差别而有所歧视。
(三)职业之介绍
现在无国籍之犹太人多处境困难，职业上有予以协助之必要。吾人在建国过程中，所需各种专门技术人员颇多，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机械修理员等，政府机关应各就主管范围调查需要情形，开具详细清单，注明所需要之人员及所拟之待遇，由外交部转发使领馆注意延聘，并请国联协助罗致，如觅得适当人员而能自备川资，或由国联或国际慈善团体代备川资来华者，各使领馆于得国内任用机关许可后，得与签订服务契约。其无契约而自动来华者，我国虽不负任何职业上之义务，政府似乎可训令各省市制定机关举行失业登记，并在可能范围之内介绍职业。”(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大规模收留犹太人的计划没能全面实施。孙科的提案只实现了一部分。
再生之地
在今天以色列的利顺市有一个独立广场，一圈石柱拱卫着熊熊燃烧的独立之火。火炬下的文字是，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石柱上镌刻着大写的英文字母“China”。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先生曾说：“在那难忘的年代，无论是政权的更迭，还是时局的变化，都没有使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受到任何歧视。当时，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崇高情谊的呵护下生存、发展的。中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