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西郊机场为胡志明送行
邓小平的一生曾八次登上《时代》封面，从对这个小个子领导人感到陌生，到对他充满了好奇，西方人的热情在直线上升。
邓小平生前曾两次当选《时代》“年度风云人物”，能享此殊荣的，全世界范围内，也就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政治风云人物而已。
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学者著书立说研究邓小平的热情也空前高涨。三联书店引进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引发了一阵不小的热潮，中国的读者同样很好奇，在西方人眼中，邓小平是个怎么样的人？他们有没有像马可·波罗或博尔赫斯那样让中国的形象变得有点失真，或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西方人相对客观的立场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邓小平？
和傅高义先生交谈的时候，记者能明显地感受得到，他对中国有一种发自肺腑的热爱。2000年，他从哈佛大学退休，原本可以过上安静悠闲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当时已经70高龄的傅高义，接受了《华盛顿邮报》前驻外记者奥伯道夫的建议，撰写一部邓小平传记，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厚如砖头的这本《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时代》的邓小平
“他很伟大，也很复杂。”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先生对他的传主做了这样的评价。
伟大，无需多言，改革开放，造福百姓，人民永远记得他。但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也不是没有弱点：“邓小平性情急躁，喜欢做得快，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弱点。他在军队里说他的经验是：不要等到非常了解了敌人才采取制敌之策，因为等到非常了解的时候，打仗已经晚了，所以要尽快动手，他觉得很多事情还不知道也没关系。我认为邓小平有几次可能太着急了，包括他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价格闯关，但这些政策当时出台时间过早了，导致之后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只得暂时中止，他焦急，那是一个缺点。”
人无完人，即使有一些弱点，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仍然是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有很多人也在猜测，如果是华国锋继续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的变化会不会这么快？傅高义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觉得我们应该对华国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比如他保护了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的干部——汪东兴、陈永贵、吴德，也不让以前很有经验、很有水平的干部回来。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在1966年受到激烈批判，有的甚至家破人亡，所以他们对“文革”起家的干部有看法。“文革”结束后，一批在“文革”中靠边站的干部觉得，还是邓小平的能力要比华国锋强。“确实，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没有比邓小平更有威望的最高领导人人选了。”傅高义对《新民周刊》记者说，“他在军队12年，可以说是军队里的英雄，他很早参加革命，资格很老，还当过十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最早，1931年，他担任苏维埃政权的瑞金县委书记，在太行山和西南地区，都有地方工作的经验。1953年到1954年是财政部的部长，他见过很多苏联、东欧的领导人，1974年后又见了很多西方的领导人。这么广泛的经验，华国锋都没有。我跟一个外国领导人谈话时，他对我说，华国锋完全不懂外交的事。和外国的领导说了几句话后，华国锋就给了他几句口号。这样的话，外交关系不会搞好。所以我觉得，很多方面，华国锋的经验、能力还是不够。”
和只在建国之后去过一次莫斯科的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很年轻的时候就出过国、留过洋。在法国，邓小平就了解现代化是怎么回事，了解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同时，他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苏联成立十年后的社会改造都有所了解，所以对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共产党怎样领导市场经济的问题，他有一定经验。
还有一个方面的经验，“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从1956年开始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正规化的工作还比较多，那些老干部对于改革开放的制度已经有一些想法了。虽然这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不能说他们没有概念，没有想法，也没有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些经验对于之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傅高义相信，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共改革派肯定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因为没有像邓小平这么有威望、有经验的领导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举步维艰，不可能取得像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你现在看1978年、1979年邓小平做的事，你就知道，那时候有多困难，如果不是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根本没有办法领导改革开放，我觉得改革开放开始几年的决策工作胡耀邦他们恐怕没有办法胜任。”
当然，邓小平能高瞻远瞩，却不能未卜先知，所以在傅高义看来，对于邓小平也不能过于神化：“我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阶段他知道，现在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况是在他的考虑中的。但是还有很多很多新的问题他没有也不可能预先考虑到，包括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空气污染会这样严重，他肯定没有了如指掌。腐败问题这么严重也是他没有想到的，所以新的阶段有一些问题肯定不在他当时的思考范围之内。”
没有任何人能与邓小平相比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当然不是第一本西方人写作的邓小平传记。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伊文思是一位中国通，1950年代，他以英国驻华代办处政治参赞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传递给英国。在之后的30多年里，伊文思始终关注着邓小平，特别是他担任驻华大使期间，还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这为他写作《邓小平传》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整体上，伊文思对邓小平的一生持高度赞赏的态度，他觉得邓小平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一是目光远大，二是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实验。比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作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把上世纪末和本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经济目标的日期，这就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充足的实现目标的时间，防止了冒进和畏缩不前。
但是，他也不讳言邓小平在80年代的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1988年，通货膨胀又称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20%”，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邓小平一直是中国现代化最主要的推动者。在这本书的结尾，伊文思得出的是和傅高义类似的结论：“如果没有了邓小平，中国将会怎么样？确实，新的领导层中，或者说在全国各地、各个领域，无论在声望、经验或能力方面，没有任何人能与邓小平相比。”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前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五次访华，他那本久负盛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最后一章，就以邓小平结尾，标题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索尔兹伯里看来，邓小平是个“襟怀坦荡、性情直率、老老实实”的人，他举了个例子，邓小平察觉出了大跃进的灾难，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他不像另一些人，到庐山来时口袋里揣着两份不同的发言稿——彭德怀得势时用一份，毛取胜时则用另一份。”
书中称，邓小平曾经是坚定的毛派，但是此时，他却和刘少奇走得更近，这导致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后来说邓(和刘少奇)“见了我就像如丧考妣那样”板着面孔，虽然这只是被迫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的主观印象，但邓小平却因此吃了大苦头。1966年9月之后，邓小平就在中国公众面前销声匿迹了，他的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推出窗外坠落，导致下肢瘫痪，还不许就医。邓小平被流放到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那时，他受到监视，几乎没有可能打桥牌。
显然，索尔兹伯里对邓小平打桥牌很感兴趣，在描述邓小平“文革”初期艰难岁月的段落中，他突然不惜笔墨大写了一番邓小平对桥牌的热爱。他说邓在延安时，桥牌在延安很流行，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不仅谈革命，也常常整夜整夜地打牌，邓小平就是在那时候喜欢上桥牌的。建国后，他空下来就常常打桥牌，牌友中有万里、杨尚昆和丁光禄，纽约的桥牌冠军凯瑟琳·魏曾经和邓小平打过桥牌，她称邓小平是桥牌高手。邓小平打桥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规定输者要钻桌子，邓小平输的时候，牌友们都说你就不用钻了，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进了桌子底下，作者写道：“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
当然，任何一本西方人写作的《毛泽东传》都不会忽略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傅高义的同事、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是研究毛泽东的权威，他写的《毛泽东传》在中国也是风靡一时，至1995年，中译本销量已经突破100万册，关于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的复出，他如是说：“邓的复出是毛对帮助他击败林彪的那些人的一个报答。毛曾依靠过地方军区的指挥官，这帮顽固的老将多数是邓的伙伴。毛已经发给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高级官员返程的通行证，(邓继刘之后)成了这些人心目中当然的英雄。”他还说，那可能是病中的周恩来扳着毛泽东的胳膊，逼他签字答应这个要求的。
当邓小平的身影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招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时，人们震惊了！但是他和1966年从人们视线中消失时比起来，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有点不自在地移动着小步子，这是个“直率、矮壮的权力人物，也是毛在后十几年中最讨厌的三大人物之一”。
邓小平还是微笑着，既没有因为被打倒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也没有因为重新掌权而沾沾自喜，他曾经是“叛徒、恶魔、异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共产党强硬的前任总书记。他习惯于坐在离毛的座位很远的地方，以尽可能不听这位主席的最高指示”。
行文至此，特里尔打了个比方：“就像一个乞丐一样，他从政治的墓地中又走了回来。”
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外交部“五朵金花”之一的王海容，拉着邓小平的手，用轻松悦耳的声音将他介绍给瞪大了眼睛的外国记者，告诉他们，现在邓小平是副总理了。邓优雅地鞠了一躬，解释说，他之所以缺席了这么久，是因为他一直呆在江西的干校里。
关于邓小平的复出，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中写道：“仅仅在几年前还被骂作是走资派刘少奇可憎的副手的邓小平，现在以救世主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很欣赏他的能力，对他崇尚实用的观点也很接受。此外，邓小平在军队里深得人心。”
得到军队的支持，是邓小平能够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毛周去世之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很大程度上，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所做的，就是要继承和实现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邓小平思想中的核心。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这样书写周恩来路线和他的继承者：“周在他的病房中与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和陈云等一道制订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为中国的未来奠定基础。周未能活着看到他的‘宏伟计划’得以实现。但是，他把这个计划留给了从他和毛的手中接过亲爱的祖国的那些人。”
也就是在1976年，邓小平第一次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封面左下角写着：“周的继任者邓小平”，右上角写着：“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当时，西方世界对于周恩来去世之后的中国是敌是友还不确定，但是一个邓小平的时代，已经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