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其时他的电话仍接连不断。当接通周恩来的电话时，定会传来那一贯谦逊的声音：“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有急事，周恩来都是极其负责、尽心尽责、不辞劳苦地果断处理。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一个个繁忙的清晨。越南胡志明主席曾对周恩来提出个人的唯一请求：“请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
凌晨1时电话暗查各部建立值班制度情况
1965年的一个早晨，在外贸部负责部长办公室工作的高首善一上班，部值班室的齐旭东就兴冲冲地跑进来报告说：“昨天夜里，我值班时周总理来电话了。”
高首善愣住了：周总理是亲自抓外贸工作的，可是没有想到他在半夜三更还亲自打来电话。这不寻常的情况不能不使他有点紧张，连忙追问道：“什么时候？你听清楚了吗？”
“没有错，是半夜一点多钟。”齐旭东说，“我正坐着打瞌睡，电话铃突然响起。我问：‘谁？’对方说：‘周恩来。’我当时没有听清楚，也不敢相信，又问‘是谁？’时，对方回答说：‘周恩来、周总理嘛！’这次可听清楚了，是他的声音。我有点慌，不知怎么办才好，脱口而出：‘周总理，您好啊！’‘嗯，好，你值班吗？没有睡，很好，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齐旭东，旭是九日那个旭。总理，您还没睡吗？’‘嗯，我在钓鱼台，你邓大姐有病，我有点工作，同时也正好照护一下她呀！’”
听到这里，高首善相信是周总理了，催促道：“快往下说，电话上交代办什么事？”
“不，还有话呢！他还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担任什么职务。我告诉总理我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是个科长。总理听后说：‘很早就参加革命啦，很好嘛！’”
高首善有点着急，说：“怎么你同总理尽拉呱起这些事？”可转念又一寻思，周总理总是这样平易近人谁不知道！
齐旭东接着说：“周总理还对我说，‘值班很重要，应该忠于职守嘛’。接着指示说，‘哦，关于××××那个文件，告诉林海云同志先不要发，明天研究一下再说’。我没有听清楚，又问了两次，真不好意思。说完他还叫我记下来，不要忘记。”
齐旭东讲完了，高首善久久不能平静，他立即向林海云副部长报告了这件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不多一会儿，国务院通知林海云去开会。10点钟他回来了，告诉高首善，立刻请几位部领导人和办公厅的同志来开会。
会上，林海云传达说：“9点钟周总理把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找了去，只讲了一件事。总理说：‘我早说要求各部建立值班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晚上我检查了三个单位的值班室工作。外贸部的那位同志很好，电话立刻就接通了，我交代一件事，他听不清楚，一再问，这很好嘛，凡事要认真，听不清楚就问个明白，他敢一再地问，好！弄不清楚、含糊其辞是要误事的。××××单位的那个值班同志大概是睡着了吧，铃声响了很久才接。至于×××的那位就更不好了，我叫了很久，还算好，他接了，问我是谁，我告诉了他。大概是没有听清楚，他就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有什么要紧事，明天再说吧！就把机子撂了。太不像话！这样的值班室能起什么作用！’说完之后，告诉我们几个部：‘请你们回去再检查一下值班室的工作。’会后，周总理又把那个文件向我交代了一下。”
林副部长传达完后，高首善明白了一切，趁此机会他又把昨晚发生在本部值班室的事情向在场的同志们复述了一遍，大家听后无不深受感动，充分认识到这是实实在在地上了一堂生动的严格规章制度、恪尽职守的课。
凌晨2时电话处理工人纷争
1966年，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工作队”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
9月15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份《快讯》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马上打电话找谷牧。
谷牧当时刚刚入睡。被电话铃声吵醒后，他即披衣去接，一听是周总理的声音，忙说：“总理，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啊！”
“一大堆事情缠着，睡不下啊！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北京国棉一厂的……”周恩来谈了大致情况后，要谷牧抓紧处理好这件事。
谷牧考虑到已经是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就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
“好！”谷牧听到电话中的回答后，就又睡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周恩来的批示：
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份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您汇报。
周恩来
九·十六，二时
看罢批示，谷牧深深为周总理对人民极端爱护和负责的精神所感动，纺织厂的工人，不管这派那派，毕竟都是工人群众啊！周总理深怕延误一夜，酿出更大的事端。
20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谷牧还依旧十分愧疚地说：“这件事本应由我连夜处理，无须麻烦日理万机的总理再加过问，但结果还是麻烦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然深感不安。”
凌晨3时接到请教外交急事电话
1966年8月，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外宾们。事后，新华社记者徐熊把新闻稿写好后，送给正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的陈伯达审阅。陈伯达故作谦虚，用钢笔把原稿上排在他后面的康生的名字勾到了自己名字的前面，却又要记者拿去让康生审定。谁知康生只瞄了一眼稿子，就说陈伯达已经看过了，他同意。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次排列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尽管事实上没有人事安排的变化，但是如果稿件就那样轻率地发出去，定会引起人们的猜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记者马上赶回京西宾馆，求救于曾当过周总理外事秘书的马列同志。马列认为稿件不能如此草率地发出去，于是就帮记者打电话到陈伯达和康生家里，但此时已近凌晨3点，接电话的人不敢深夜把他们叫醒，无法问他们。记者心急如焚，眼看这篇短短的稿件，仅因一个横生的小岔子而卡住，使《人民日报》不能按时截稿，从而全国的报纸都得等着。
后来，记者和马列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即使和陈伯达、康生通了电话，仍会有棘手问题不好处理。
想来想去，马列决定直接打电话请示周总理。记者觉得这么晚了去惊动周总理不太好。可是，刻不容缓，此事非请教享誉中外的外交家周恩来不可。
而且，马列肯定：一直都为了党和国家大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惯了的周恩来此时还没有休息，即使他已经睡觉了，也不会责怪别人的打扰。果然，马列把电话一拨，就同周恩来接通了。待马列说明情况后，周恩来明确指出：稿中名次必须按中央正式公布的次序改过来，这是中央确定的，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变动的。
周恩来不仅没有责怪他们，相反却表扬了他们对此稿所持的慎重态度。
事情经周恩来指点解决后，他俩不禁感叹：这么一个看来不大的问题，此时此刻却唯有请示总理才能解决，我们的总理一天要为全国人民操多少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