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跑马场上苏军缴获的日军坦克
康登勤是山东省鱼台县谷亭供销社退休职工,国家特一级摄影师,鱼台县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1941年,6岁的康登勤跟着父母从山东老家逃荒到了东北哈尔滨,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全国解放后才返回山东老家。康登勤一家曾住在日军兵营附近,当他和小朋友在日军兵营前玩耍时,亲眼目睹了日军投降的历史性一幕。
-日本孩子在学校里仗势欺人
我叫康登勤,出生于1935年2月,家在山东省金乡县化雨镇袁集村。1941年,我6岁,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父亲康于林就携家带口去关外谋生。一大家十多口人经过20多天的奔波,终于赶到了哈尔滨,找到了已在哈尔滨生活多年的康登玉。康登玉当时在日本人办的康德火磨(面粉厂)和日军老巴铎粮库干苦力,经他介绍,我父亲和几个本家也都跟着干起了苦力活。
干苦力活的收入很低,只能勉强填饱肚子,我的父亲每天都要扛着200斤重的粮袋,从车上运到仓库里去。由于干的活太重,我父亲落下了病根,后来经常吐血,1947年就去世了,当时年仅34岁。
父亲不想让我长大后也像他一样做苦力,就想送我去上学,后来托人送进了一所官办学校,老百姓俗称为“洋学”,不用交学费。当时的洋学是伪满洲国政府办的官办学校,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学生平时学汉语和日语,学校的教师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少部分是日本人。我们班里有50多个学生,其中40多名学生是日本孩子,都是日本关东军军官的子弟。班里的日本孩子仗着自己的家长是日军军官,经常欺负我们。
1944年秋天,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邻居金小田等四五个中国孩子一起结伴回家,这时有六七个上三四年级的日本孩子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故意挑衅,还动手打我们,我们几个中国孩子就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这几个日本孩子平时娇生惯养,打架不是我们的对手,被我们打得哭爹叫娘。几个日本孩子把这件事告到了学校,说我们欺负他们。老师为了讨好日本人,逼着我们写检查,并对我们进行体罚,用竹板打我们的左手手心。
大约过了七八天,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又和那几个日本孩子相遇了。几个日本孩子知道我们受到了老师的体罚,就幸灾乐祸地嘲笑我们,还骂我们,我们都很生气,就上去把他们几个按倒在地上一顿狠揍,打得他们头破血流。
我们打架的地方就在南岗区的一个日军军营的门口,这个日军军营比较大,驻有大量日军,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大兵营”,听大人说里面驻扎有好几千名日军。军营外面是一圈铁蒺藜围成的铁丝网,里面是很大的操场,平时经常有几十人一伙的日本兵在里面操练。
-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投降
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痛打的日本孩子中,有几个孩子的家长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学校为了讨好日军,就把我们几个都开除了。我父亲不甘心让我就此辍学,只好找到一家私学,每月交15块钱的学费,又让我上了大约半年的学。后来实在交不起学费,只好辍学了。就这样又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日军投降了。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近70年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日军投降那天我看到的情景,以后看有关资料才知道,那一天应该是1945年8月15日。当天上午11点左右,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南岗区日军大兵营的外面,透过大兵营的铁丝网看里面操场上的日军训练。当时在操场上训练的日本兵一队队的,至少有好几百人。突然,大兵营里响起了警报声,警报声响过后,就看见日本兵停止了训练,有军官上前对他们说了一阵日语,接着就看到日本兵们把步枪刺刀朝上,枪托朝下,十几只步枪竖着堆在一起放在了操场上。接着,让我们感到更震惊的一幕出现了:日本兵们统一把头上的帽子倒了过来,帽檐朝后,帽子的飘带往前,接着全部把双手举起来,集合在一起听军官讲话。我们看到这些都感到很奇怪。这时到中午了,我们就各自回家吃饭去了。
回家的路上,我就听到大人们在兴奋地议论:“听说了吗?小日本投降了!”“这下好了,鬼子完了!”“日本鬼子完蛋了,我们今后不再是亡国奴了。”这时,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苏联红军开着军舰来了
后来有一天,刚吃过早饭,我就听到邻居们议论,说苏联红军开着军舰来了,许多人就跑着到松花江边去看,我和金小田等小朋友也跟着人群往江边跑。到了江堤上,只见江里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船,有大军舰,也有稍小些的铁船,一眼望不到边,船上面站着很多挎着冲锋枪的苏联红军。当时江边到处都是围观的人群,有不少人举着小旗,喊着“欢迎苏联红军”的口号,那场面比过年时还要热闹。苏联红军随后列队进入日军大兵营,接收了大兵营。
那时候,我和小朋友们经常到大兵营门口去玩,就看到很多日本兵老老实实地站在操场上,听苏联军官训话。原先很多不住在大兵营里面的日本商人和侨民,也都被苏联红军集中到了大兵营里。以后的几个月,我们明显能感觉到社会上很乱,经常能听到枪声。苏联红军中有很多士兵军纪很坏,经常买东西不给钱。还有很多苏联兵公开在大街上抢东西,遇到反抗就开枪打。
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红军的军纪还很严。我就亲眼看到过有好几次,有苏联兵在街上抢东西,正好后面有苏联军官走了过来,被抢的老百姓就赶紧向他们反映苏联兵抢劫的事,苏联军官听完后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就把抢劫的苏联兵枪毙了。我们看了后都吓得心惊肉跳,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苏联红军的军纪这么严,怎么有些当兵的军纪会这么坏?
几十年后我在报刊上看到伍修权、吕清等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原来苏联红军在与德军的激烈战斗中大量死伤,造成兵员补充不足,战争后期将许多刑事犯补充到军队里。八路军东北松花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就因制止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而被苏军士兵打死。八路军军区司令员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的遭遇更可想而知。
这种混乱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一些坏人也趁机进行偷抢。有人趁混乱把日军大兵营的楼房拆了,把楼房的木料拆掉运走了。苏军还把很多工厂的机器设备拆卸下来,用火车一车车地运往苏联。平房区有个日本的仓库,仓库很大,里面存放有粮、油、布匹等大量物资,也被人烧了,光是仓库的大火就连着烧了很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