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开国战将》，作者：吴东峰，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回来哟，孩子——”这声音在延河之滨回荡。
1937年，延安之夏，五位身穿灰色军装的青壮年匆匆往延安城外走去，他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在延安抗大学习的高干班学员。
自从在红军中“清算张国焘路线”后，他们的名字都被列为重点。他们想不通，但批判斗争步步升级，只得经常结伴聚集在这片枣林下喝酒解闷，发牢骚……夜深了，借助酒力，这里诞生了一个曾经震惊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密谋：在延安待不下去了，还不如回老根据地再干一场，叫他们看看我们究竟是真革命、假革命，还是反革命！
一天清晨，尖厉的集合号刺破黎明前的沉寂，抗大一位校领导神色严峻地在全体学员集合队伍前宣布：“在我们抗大，发现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他们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眼皮底下搞反革命暴乱。为首者就是张国焘的黑干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
于是，许世友被关押起来。延安召开公审大会，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四方面军十多名高级将领被判处几个月的徒刑。
于是，有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和许世友推心置腹的那次谈话。
徐向前在50年以后回忆道：“其实这是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张国焘路线的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许世友他们议论过，在延安待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不知被什么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株连一大片。毛主席大概觉察到有问题，要我去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儿工作。我去了一趟，眼见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说了安慰的话，便告辞而归。”
“回来哟，孩子——”这声音曾在紫金山下徘徊。
30年后——1967年，又是一个烦躁不安的夏夜，在一间雅致的小餐厅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许世友将军端起了一杯茅台酒：
“你们再好好想一想，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有幸参加这次酒宴的均是将军的随从——秘书、参谋、保健医生、警卫员、炊事员等。他们纷纷举酒表态，虽然言辞不一，但意思是相同的——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决不离开首长！
第二天，当南京市的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包围军区司令部，把“打倒大军阀许世友！”“揪出张国焘的黑干将！”等标语贴到将军的官邸时，将军早已率领一行全副武装的人马在大别山的一座野战医院安营扎寨。与此同时，许世友口述了一份电报发给党中央，称如果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冲来，要我戴高帽子，我就开枪开炮，格杀勿论。
这是继甘肃省军区司令赵永夫、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打倒后，各大军区中第一个公开亮出反抗旗帜的举动。许世友已经把自己置于死地了，他已经做好重上大别山打游击的一切准备。然而正是这一“武装反抗”，却使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不久，林彪委托陈锡联打来电话，劝许世友将军出山。不久，周恩来派人捎来问候，他对南京的造反派说：“不准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个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
不久，毛泽东传令，要在上海接见许世友将军。
许世友终于出山了。他迎着朝霞，向大别山深深鞠躬，一步三回头。
据黑雁南著《十年动乱》载：也是在上海，一天，毛泽东问杨成武：“许世友现在在哪里？”
杨成武回答：“在大别山里。”
毛泽东说：“把他接回来。”
杨说：“我去。”
毛泽东挥挥手：“派张春桥去。你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张是反许的。”派了一架伊尔—18飞到合肥，又派直升机把许世友接来，转到上海。
许世友将军一见毛泽东就跪下大哭。
毛泽东说：“起来，没事，回来好好干。”
许世友高兴了，他向在场的杨成武说：“成武，我要打个豹子送给你。”他又对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说：“我打个兔子送给你们俩。”
毛泽东说：“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了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皮定均，都得倒。”
从此后，许世友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屡屡化险为夷。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在毛泽东的保护下，他是唯一敢于拥兵“反叛”并从中得到好处的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