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是如此贫困的一个地方，突然之间房价大涨，时人惊呼：“因为共军过境，外县稍有资产的人都跑到贵阳来避难，现在人口已经增加到了十三万，无论哪一家旅馆都客满，房租比以前涨了五倍！”
辛亥革命以后，广州的市政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短短几年时间，城墙推倒了，街道拓宽了，马路铺平了，路灯点亮了，吸引着华南富商到此定居，南洋华侨到此投资。所以广州的房价涨得很快，炒房炒地的人多了起来，“市内之炒业公司不下数十”，专门从事不动产炒卖的企业就有几十家。
可是广州房价的上涨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1926年，“地产市价遽然中落，此等炒业家纷纷崩溃破产者迭有所闻”。不动产价格突然下滑，把那些炒房炒地的家伙坑苦了，赔得哭爹叫娘。
为什么广州房价会突然下滑呢？1932年12月2日《中央日报》记者对民国成立以后广州房地产市场的变动做过总结，给出了两个原因：第一是政权更迭，头头换得勤；第二是“共党把政”。为什么共产党人上台就能让房价下滑呢？因为那时候大多数有钱人不理解我党的宗旨，以为共产党就是取消私有、实行共产，万一让他们把产给“共”了，自己辛辛苦苦买到手的房子和地皮岂不鸡飞蛋打？所以购房者持币观望，炒房者偃旗息鼓，本来旺盛的需求呼啦一下子没有了，房价肯定下滑。
其实，那时候共产党人并没有在广州执政，只是发展势头比较迅猛而已。当时，国民革命军一共八个军，第一军党代表是周恩来，第二军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是朱克靖，第四军党代表是彭泽湘，第六军党代表是林祖涵，全军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副主任是郭沫若——这些要员全是资深共产党员或亲共国民党左派，难怪“炒业家”们要吓得收手不干。
民国房价有涨有落，原因各别：市政建设在影响房价，农业发展在影响房价，币制改革在影响房价，国际局势在影响房价，军阀混战在影响房价，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也在影响房价。关于最后一点，有大量事例为证。
民国著名学者吴虞的日记中说：1933年，红军聚集福建，国民党准备大举围剿，浙闽边境风声日紧，福建人怕战火烧到自己头上，逃到他们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南京，南京房价开始上涨。
据四川成都籍名小说家李劼人描述，1935年，红军从陕甘打到四川，川北落到红军手里，川西川南又有长征队伍经过，沿途继续打土豪分田地，鼓动穷人起来革命，吓得富商和地主收拾细软沿江东迁，人心慌张，市面混乱，只见变卖家产，不见有人接盘，所以成都房价迅速下滑。
同为川籍的诗人兼作家流沙河回忆，他四岁那年(1935年)，传闻红军要打成都，城里阔人赶紧逃到农村，成都房价应声下落，而他老家金堂县城的房地产市场却红火起来，因为金堂县位于成都东北郊，正是很多成都人的避难所。
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36年他从北平去延安，在西安做短期停留，发现西安粮价很贵而房价甚低。那里是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红军的前线城市，驻扎了很多部队，吃粮的多，故此粮价上涨；又因为那里是“剿共”前线，有钱人怕被炮弹击中，逃走的多，故此房价下滑。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之高居全国首位，究其原因，也跟红军有关。用民国地产专家陈炎林的话说：“历年内战，红军蜂起，内地阔佬几无宁日，身家性命时有危险，富有者多置产沪地，即中产之流亦往往举家迁沪，以谋安全，遂成沪地寸土寸金之势。”
除了上海，还有一座城市的房地产，也曾经因为红军而火爆起来，那就是贵阳。
红军开始长征之前，共产党员薛绍铭曾经去云贵川等地做调查，他发现贵阳很穷，全城能凑得出一百块大洋的人家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很多土著居民连一条棉被都买不起，冬天只能烧柴取暖。贵阳高中教师在当地属于富裕群体，理论上每课时能挣一块大洋，可是由于财政贫困，全省教育经费还抵不上江苏一个县的费用，实际上只能领到“六折的二成”，即实发工资只是理论工资的10%多一点，每月薪水还不够糊口，必须打零工才能养活家小。
可就是如此贫困的一个地方，突然之间房价大涨，时人惊呼：“因为共军过境，外县稍有资产的人都跑到贵阳来避难，现在人口已经增加到了十三万，无论哪一家旅馆都客满，房租比以前涨了五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