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福建党史月刊》发表文章《1974年，人民海军舰艇编队首次通过台湾海峡》。1974年1月19日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后，考虑到当时南海舰队兵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海军根据南海舰队的要求，向中央军委请示，将东海舰队的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调往南海舰队，以加强南海舰队的兵力，防止南越当局组织海空军部队对我西沙进行反扑(当时南越有美制驱逐舰9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军委委员邓小平同意了海军的建议，经报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同意后，中央军委以特急电报形式批复海军，同意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调往南海，并指示福州军区担负起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南下通过台湾海峡时的组织指挥和掩护任务。摘编如下。
西沙战事急，东海护卫舰大队调南海
20世纪70年代，我军战略防御的重点是北面，因此海军的主要兵力都驻扎在东海和北海舰队。驻守在浙江舟山的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是当年海军的主力战斗部队，该大队装备有4艘从苏联进口的“里加”级导弹护卫舰。该护卫舰满载排水量1320吨，长91.5米，宽10.1米，吃水3.2米，以2台柴油机为动力，航速28节，主要武器装备为100毫米和37毫米火炮。我人民海军于70年代初对其进行了改装，装备了上游一号舰对舰导弹发射架两座。1974年1月19日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后，考虑到当时南海舰队兵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海军根据南海舰队的要求，向中央军委请示，将东海舰队的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调往南海舰队，以加强南海舰队的兵力，防止南越当局组织海空军部队对我西沙进行反扑(当时南越有美制驱逐舰9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军委委员邓小平同意了海军的建议，经报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同意后，中央军委以特急电报形式批复海军，同意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调往南海，并指示福州军区担负起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南下通过台湾海峡时的组织指挥和掩护任务。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海军紧急部署东海舰队执行调动计划，由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中将具体组织指挥和实施。考虑到当时“贵阳”号护卫舰正在船厂中修，东海舰队决定先组织“昆明”号、“成都”号、“衡阳”号三艘护卫舰南下，“贵阳”号待修舰结束后再南下。
由于此次行动是我海军护卫舰编队首次通过台湾海峡南下，军事敏感性相当高，任何不慎都有可能引发海峡两岸局势的紧张，因此对保密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整个行动被中央军委定为机密级，除主要首长和作战部门知道情况外，对其他人员严格保密。东海舰队命令护卫舰第18大队执行南调任务时，并未告诉部队是调往南海，而是作为执行正常的春节战备出海巡逻任务，进行备航工作。东海舰队通知护卫舰第6支队做好“昆明”号、“成都”号、“衡阳”号三舰的出海准备工作，务必于1月22日起航，巡逻海域为浙江南部海域。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少将亲赴舟山组织部署。
护卫舰第6支队按照东海舰队的通知要求，在第一时间内组织好出海编队。第6支队副支队长严恩明带领支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黄铁须等10多名机关干部随编队出海，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军政主官也随舰出海，组成的海军编队以“昆明”号为指挥舰，严恩明为编队指挥员，编队序列：“昆明”号为一号舰，“成都”号为二号舰，“衡阳”号为三号舰。
1974年1月22日(农历大年三十)早晨6时许，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三艘导弹护卫舰，在护卫舰第6支队副支队长严恩明的率领下，由舟山起航，驶往浙南海域。当时编队大部分官兵都认为这只不过是海军组织的例行性节日战备出航检查，可能下午就会返航靠码头过年。因为当时有不少的干部家属来队与爱人一起过年，谁都不会想到这是调往南海的行动。可见当年部队保密工作做得多么严密和到位。
海军编队出舟山过韭山列岛、鱼山列岛，一直向南航行，这期间，黄铁须科长听取了编队的战备情况汇报。许多官兵对此疑惑不解，怎么编队越走越向南去，这可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但大家认为可能到了温州附近海域就差不多返航了。中午11时许，根据东海舰队命令，编队在大陈岛锚地抛锚，这时突然有两艘护卫艇驶向编队，并靠上了“昆明”号，护卫艇不仅送来了不少年货，而且还有一捆从沙埕到广东湛江以及西沙附近的海图。随艇行动的舰队首长向南下编队的领导传达了东海舰队和海军的命令，就是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三艘导弹护卫舰立即南下，通过台湾海峡，加入南海舰队的作战序列，保卫西沙群岛。这个命令传达以后，大家才明白了这次行动的目的和到达的地点，官兵们都非常激动，感到能执行这样的任务十分光荣。
根据东海舰队的命令，担任指挥舰的“昆明”号制定了从大陈到福建沙埕的航行计划，编队起锚驶向沙埕港，于22日15时抵达福建沙埕锚地锚泊。
编队过海峡，各级首长坐镇来指挥
福州军区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认真组织实施了海军编队通过台湾海峡的计划，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中将坐镇军区作战指挥室，并定下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这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来，我军海军舰艇编队首次通过台湾海峡南下，其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对此，福州军区司令部制定了海军编队通过台湾海峡的护航方案和海上情况处置预案，在获得中央军委批准后，皮定均司令员下达命令：海军福建基地组织多支护卫艇、鱼雷艇编队进入沙埕、东冲、东山、崇武等8个港澳口内待命出击；福建海岸炮兵进入阵地，做好射击的准备；福建沿海海空军雷达站全线开机，观察掌握我海军编队三艘军舰南下台湾海峡的舰位和空情；海军福建基地派出有经验的航海人员，为海军编队南下领航；驻闽空军在福州、漳州机场的歼击机进入起飞待命状态，飞行员要坐在座舱里，等待命令起飞；福州军区技侦部队加强对台湾国民党海空军部队调动出动情况的掌握；所有担负掩护任务的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担负任务的领导干部一律坚守岗位。并要求上述兵力行动必须在1月22日16时前部署到位。
海军编队驶离舟山后，皮定均司令员就派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绍清少将率军区作战、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组成工作组，驱车200多公里来到沙埕港。海军编队抵达沙埕港后，朱绍清少将登上了“昆明”号护卫舰，在听取了编队指挥员严恩明副支队长南下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后，他传达了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编队全体官兵的问候，并向编队指挥员交待了南下途中的情况处置原则规定和注意事项，如国民党舰机拦截我们怎么办，国民党舰机对我攻击怎么办？福州军区工作组还要求海军编队在过台湾海峡时，从东引岛至金门以东之间的海域，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只准收听，无特殊情况不准发报。朱绍清少将要求海军编队对部队进行动员，切实做好南下途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安全圆满通过台湾海峡。
海军编队的官兵们在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后，纷纷向各舰党委写决心书，表示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坚决完成好这次南下任务。
据参加此次领航任务的海军福建基地司令部航海保证处领航组原副组长林春恩回忆：1974年1月22日早晨，他和基地领航组组长董平安以及领航员李义章、胡信荣，被基地作战处长么兴远召集到基地作战指挥室，基地司令员张先军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军委和福州军区海军首长关于确保海军南下编队安全的指示，提出了这次领航的任务和目的，南下航线制定的具体要求，要求领航组克服困难全力以赴，圆满完成这次领航任务。董平安、林春恩等人接受任务后，迅速准备了台湾海峡有关航行资料和水文气象资料，并结合过去的领航经验和台湾海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海军编队南下的航行计划，确定了航线，并报基地首长批准。
考虑到海军编队是首次南下通过台湾海峡，航线经过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引、马祖、白犬列岛，以及乌丘屿、大金门外侧等岛屿的情况复杂等因素，领航组按照福州军区首长的指示和要求，经过慎重分析和研究，制定了海军编队南下的最佳航线。这条航线不是从台湾海峡中线直接南下，而是靠近福建沿岸，在福州军区兵力掩护范围之内，并且南下航线右侧有海峡两岸在福建沿海岛屿设置的导航灯塔，这些灯塔射程都比较远，可以为海军编队南下进行导航定位。在当时人民海军尚未装备卫星导航系统的情况下，我海军舰艇导航主要是依靠雷达和陆标定位。考虑到这次情况特殊，并且是夜间航行，海军编队南下的航线制定必须慎之又慎。最后确定海军编队的航线是：从福建沙埕港起航，第一个转向点为福建台山岛，在台山岛以南转向后进入海军编队南下的主要航线；第二个转向点为东引岛；第三个转向点为福建牛山岛；第四个转向点为崇武以东海域；第五个转向点为龙海东锭岛；第六个转向点为广东南澎岛，最后到达广东潮阳的企望湾。
福州军区迅速批准了海军编队的南下航线并报总参谋部备案。董平安、林春恩带上画有航线的海图，和其他两位同志于22日16时许到达“昆明”号护卫舰上，随后领航组向海军编队首长汇报了编队通过台湾海峡的航行计划和航线情况，“昆明”号护卫舰舰长和航海长等有关舰上领导都一同熟悉了海军编队南下航线计划。
1月22日17时30分，海军编队从沙埕港起航，19时经福建台山岛以南海域进入台湾海峡，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整个海峡一片肃静，没有渔船，也没有灯光，只有三艘军舰组成的纵队悄悄地向南驶去。
这天晚上，正值农历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在辞旧迎新，福州城内鞭炮齐鸣、爆竹声声，而在福建沿海3000公里的海岸线上，在福建的空军机场场站，在各级指挥所里，上万名陆海空军官兵都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在舰艇上、飞机驾驶舱里、海岸炮兵阵地上、高山雷达站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从中央军委到海军、福州军区的各级首长都非常关注这次海军编队南下的行动安全问题。在中央军委指挥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在关心着海军编队的动向；在海军指挥所，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中将坐镇指挥，不时询问编队的位置；在东海舰队指挥所，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少将和参谋长田作成少将的眼睛紧盯着海军编队南下的航线，一分钟都不敢离开。
海军编队转入台湾海峡航行后，编队就拉响了一级战斗警报，编队官兵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全编队实行灯火管制，并且加强了舰首瞭望。这时海上风浪渐起，冬季的台湾海峡受季风影响，风浪特别大，9级的大风卷起了一个又一个巨浪，扑上舰首，冲过驾驶台，打到后甲板，整个编队被淹没在浪涛之中，坐在炮位上的官兵衣服虽然全被打湿了，但战士们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林春恩，这位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厦门集美航海学校的高才生，从1965年起就开始担任领航工作，安全领航了几十艘的海军小型舰艇通过大嶝航道南下北上。这次领航海军3艘导弹护卫舰编队通过台湾海峡南下，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而且任务十分特殊，使他感到有点激动和不安，激动的是基地首长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来完成，他虽然不能到西沙参战，但是能保证海军编队安全通过台湾海峡也是支援西沙自卫反击战的一部分；不安的是，台湾海峡这条航线他从来没有走过，航路情况不熟悉。这位被称誉为“黑脸海军”的福建活海图，根据他自己多年的领航经验，在航行中他与董平安不断提醒编队指挥员注意掌握几个转向点，特别是东引岛以东的转向点，因为这是进入台湾海峡的第一个转向点，这个转向点的位置是否准确，对后续航线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董平安和林春恩采用了推算航行的办法来计算到达转向点的时间，并及时提醒舰长转向，使海军编队在21时许安全通过东引岛以东海域。海军编队在航行中距离东引岛最近仅6海里，而东引岛又是国民党重兵驻守的岛屿。
40年后的今天，年过七旬的林春恩回忆起那天晚上通过台湾海峡的情景时还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晚上的风浪是很少见的，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激动，恐怕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他专注于工作，连内衣都被汗浸湿了。
海军编队舰艇主机在轰鸣，舰炮在转动。编队相继驶过东引岛、牛山岛、乌丘屿、金门以东海域，一路劈波斩浪，蓝色的航迹线延伸在台湾海峡的海面上。
海军福建观通部队从海军编队于沙埕港起航后不久，雷达就紧紧地跟踪着编队的动向，每10分钟一次的观通站雷达，就对编队南下情况进行一次定位，由观通站报到海军福建基地作战指挥所，再由基地转报福州军区作战指挥室，同时上报东海舰队作战值班室，再由东海舰队报海军作战值班室，层层报至总参谋部作战值班室。
在福州军区作战指挥室里，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始终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图板上的福建海区形势图，看着作战标图员标绘的海军编队的位置，不断询问海面气象、敌情动态和掩护兵力展开的情况，他的心已系在海军编队几百名南下官兵的身上，时刻担心着途中的安全和突发事件的产生。当他接到海军报告，编队正安全准确地航行在预定计划航线上、没有发现国民党舰机对我进行干扰和拦截行动、编队一路平安时，其一贯严肃的脸庞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据悉海军编队离开沙埕港后不久，国民党军方就掌握了我编队南下起航的信息，国民党军设在台湾海峡西岸的雷达站始终跟踪着我编队南下的动向。据海军福建基地原政委黄铁须少将告诉笔者，海军编队南下时，在乌丘以东海域有一支国民党海军“阳字”号驱逐舰编队在巡航，我海军编队在台山岛以东转入向台湾海峡航行的航线后，这支正在巡逻的国民党海军驱逐舰编队即驶离乌丘以东海域，退回到台湾海峡中线以东海域，好像是为我们让出了南下的航线。我海军编队在南下途中没有与国民党海军舰艇相遇，也没有遭到国民党海军的拦截，南下过程之顺利，切实出乎意料之外。
1月23日凌晨3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打电话到福州军区作战指挥室了解情况，当获悉“三个小伙伴”已顺利通过乌丘时，他说：“那好，你们辛苦啦。”
在东海舰队作战值班室，当晚的作战值班参谋是王贺文(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值班首长是田作成参谋长，他们整整一夜未合眼，对上级指示和询问关于海军编队航行位置、部队情况、敌情变化等，都进行了及时受理、处理与掌握。田作成参谋长是经过战火考验和锤炼的老同志，他坚守在指挥岗位上，眼睛紧盯着海图。王贺文每次向他报告情况时，他都从不犹豫，总是果断进行处置。
海军编队于1月23日6时抵达广东潮阳企望湾海面，汕头水警区司令员魏治国带领猎潜艇第74大队的编队在海上接应，他还登上“昆明”号护卫舰慰问官兵，并对海军编队进行了补给。魏治国司令员告诉海军编队指挥员，有一架国民党军侦察机一路跟踪到企望湾后才返回台湾。官兵们风趣地说：“这是台湾国民党军派飞机为我们一路护航，他们辛苦了。”在企望湾交接以后，海军编队在南海舰队的领航下继续南下广东湛江，稍作休整后即开赴西沙群岛。1974年底，“贵阳”号护卫舰完成修舰任务后，也通过台湾海峡南下归建，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完成了整建制的搬迁任务，正式落户南海。
由于我军加强了南海舰队的兵力，南越军不敢贸然对我采取反攻行动，南越当局眼见大势已去，也只好作罢。
海军3艘导弹护卫舰首次通过台湾海峡的行动，意义十分重大。正是自西沙自卫反击战后，海峡两岸才初步开通了台湾海峡航线，大陆不仅开通了交通部远洋轮台湾海峡航线，也开通了中国海军舰艇通过金门以东和台湾海峡的航线。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在面对外国侵略的时候得到了有效缓和。1975年，经总参谋部批准，人民海军将这条南下航线作为我军舰船编队通过台湾海峡的航线之一。总参谋部决定，所有通过台湾海峡南下北上的各类舰艇都要报福州军区批准，这项制度一直坚持到了1985年福州军区撤销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