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当中，食物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燃料。在尚未有枪炮的时代，军队由佩带刀剑、长矛和盾牌的士兵组成，食物在行军时维持他们的生命，在战场上给予他们挥舞武器的精力。食物，包含饲料在内，实际上同时扮演着弹药和燃料的角色。
饥饿比刀剑还要凶残
在战争史上，什么武器最具毁灭性与战斗力？答案并不是刀剑、机关枪、坦克或原子弹。另一种武器攸关更多人的生死，而且决定了无数冲突的结果。它如此明显，以至于很容易被忽视：那便是食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于食物供应的控制。自从远古时代以来，食物作为武器的力量便已得到认可。公元4世纪的罗马军事家维吉提乌斯指出：“挨饿比战役更易摧毁一支军队，而饥饿比刀剑还要凶残。”他也引述一句军事格言：“任何不提供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军队，都将不战而败。”
在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当中，食物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燃料。在尚未有枪炮的时代，军队由佩带刀剑、长矛和盾牌的士兵组成，食物在行军时维持他们的生命，在战场上给予他们挥舞武器的精力。食物，包含饲料在内，实际上同时扮演着弹药和燃料的角色。因此，军事胜利的关键在于维持食物的供应。缺乏食物，或是被敌人断绝粮源，将迅速导致战败。机械化运输出现之前，持续为军队供应粮食和饲料的考虑，通常严重限制了军队能够打仗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行军速度。虽然从远古到新石器时代，战争在其他方面有极大的转变，但食物所加诸的限制仍继续存在。士兵只能背负几天的粮食，运用驮畜或车辆可让军队携带更多粮食和装备，但如此一来，便也需要携带动物的饲料或装备车辆的燃料，而军队的速度和机动性也会受到影响。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ia)就认识到这点，实施了若干改革，再由其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发扬光大，组建了当年最迅速、最轻便也最敏捷的军事队伍。家人、仆从和其他追随者的人数(有时与士兵相当)被限制在最低，使军队能抛开沉重的负担，即移动缓慢的人和车。士兵也被要求自行背负大部分的装备和粮食，其余物资则由驮兽而非车辆运载。由于随行的动物较少，不需要额外寻找饲料，军队因而变得更具机动性，尤其是在行路艰难的地域。根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这一切赋予亚历山大的军队明显的优势，使他能够发动闪电攻击，令敌人心生恐惧。波斯总督萨蒂巴尔赞“得知亚历山大已到达附近，对于其进逼之迅速大感震惊，于是带着几名亚利安骑手逃走”。波斯山区部落的乌克西亚人(Uxians)“因为亚历山大的迅捷而大受惊骇，连肉搏战也没打就逃跑了”。奸诈的波斯贵族贝苏斯“被亚历山大的速度吓坏了”。亚历山大精通军需补给的机制——这个领域在今日被称为后勤学，这使他能发动历史上行程最长也最成功的军事行动之一，征服从希腊到喜马拉雅山的一大片土地。
然而，在历史上，军队很少带着它们全部的粮食行军，亚历山大的军队也不例外。士兵在行军过程中，也会从周围的国家获取粮食和饲料。这种搜索粮秣的做法可能是供养军队的有效方式，但其缺点是，如果士兵停止前进，当地的资源很快就会耗尽。一开始，军队有充分的食物可自由处置，但每过一天，负责搜索的队伍就必须走得更远，才能到达食物尚未被掠夺的地方。亚历山大的经验法则(在几世纪之后仍然有效)是，军队搜索粮秣的范围，只能在距离其营地4天的行程之内，因为一头运输粮食的驮兽会在8天内吃完它负载的食物。因此，军队能够驻扎在一地的时间长短，决定于周遭国家的富庶程度，而这又决定于人口密度(较多的人口通常意味着有较多的食物可夺取)，以及一年之中的时节(紧接着采收之后会有充裕的粮食，采收前则没什么可拿取)。亚历山大和其他将领在选择行军路线与攻击时机时，必须将这些因素都纳入考虑。
食物“既可攻又可守”的战场运用
要将大批粮食送到征战的军队中，最佳方式是通过船运。在古代战争中，这是快速搬运大量食物的唯一方式。必要时，驮兽或车辆再负责最后几公里的路程，将粮食从港口运到军队所在的内陆基地。这迫使军队必须在比较接近河流或海岸的地区作战。当亚历山大征服地中海四周的国家时，只要其士兵事先攻占沿岸的港口，便可以依赖舰队运送物资。士兵带着几天的食物，从一个港口行进到下一个港口，可能的话即就地取材，以补充军粮。亚历山大过世几百年后，在他的军事经验基础上，罗马人将军事储运本领又提升了一个层次。他们在各地构筑道路和补给站，建立起一个遍及其领土的网络，以确保需要时能迅速搬运大量粮食。他们的补给站通过船运来补充物资，这使罗马军队很难在距离海岸或大河120公里以外的地方作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以及其版图的北界为何都以河流来划定。拥有常在性的补给站，意味着大型军队能够快速穿越罗马领土，无须为寻找粮食或饲料而担心。罗马军队也制定了法规，以管理征战时搜寻粮秣的过程。
在敌人的地盘里，向周遭地区强征粮食可达到两个目的：供养入侵的军队并使当地物资陷入匮乏。在这种情况下，食物就是不折不扣的武器：来袭的军队可将该地区的物资掠夺殆尽，给对手造成极大的困境。正如中国北宋时期一本军书所述：“凡兴兵征讨，深入敌地，刍粮乏阙，必须分兵抄掠，据其仓廪，夺其蓄积，以继军饷，则胜。”有时候，仅仅是要抢夺的威胁便已足够。在亚历山大征战的过程中，当地的官员通常在他进入其领土之前便投降了，并同意为他的军队提供粮食，以换取较宽容的待遇。随着亚历山大深入波斯帝国，当地的总督们也越来越乐意答应这种交换条件。
相反地，预先移除或销毁入侵军队行经途中的所有粮秣(即所谓的“焦土政策”)，则是一种将食物运用在防御上的方式。一个古老的实例出现于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中。当时，迦太基将领汉尼拔(Hannibal)连续多年派军队在意大利周围横行冲撞，借以羞辱罗马人。为了试图阻止他，罗马政府发布公告：“在汉尼拔可能率军通过的地区，所有居民都应该烧毁其房舍、销毁其农产、抛弃其田庄，以便让他没有任何粮食可依恃。”在此后的许多战争实例中，该方法十分奏效。另一项防卫策略是不让敌人取得加工食物的设备。1636年，为了延缓西班牙军队的进攻，法国将领奉命“派遣7~8个骑兵连，抢在敌军之前到达若干地方，在该区域——从己方的前线一直延伸到尽可能接近敌军的范围——带着工人捣毁所有的炉灶和磨坊”。没有炉灶和磨坊，抢夺来的谷粒就无法变成面包，而士兵将必须在一地扎营数日，才能搭起新的炉灶。
尽管后来出现枪炮火器等新技术，但上述种种与食物有关、对于作战条件的限制，仍继续存在于人类大部分的历史。然而，随着时间过去，军队所使用的补给系统总会变得越来越精细复杂。特别是在18世纪的欧洲，战争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军队不再那么依赖征取和搜寻粮秣(他们认为那是落伍而野蛮的做法)，转而将物资积存在补给站，由专门载运军需品的马车运送。依照惯例，职业军人在征战时会领取军饷，而不必负责搜索食物。结果是，军队在打仗之前就必须积聚物资，这意味着战争必须经过长时间的预先谋划。由于军队被拴系在补给站附近，闪电攻击和长途行军成为不可能之事。有位历史学家曾经将此时期的战争比喻为“乌龟的竞技”。
粮食与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显示出，在亚历山大与汉尼拔辞世一千多年后，后勤方面的规划依旧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理论上，英军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北美殖民地居民的叛乱。英国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陆军与海军力量，掌控着庞大的帝国。然而，实际上，要供养一支包含数万人、在4800公里之外作战的军队，面对着种种巨大的难题。35000名英军每天需要37吨的食物(每人一磅牛肉，加上一些青豆、面包和朗姆酒)，他们的4000匹马需要额外的57吨粮草。
首先，英军所依赖的物资是以船只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而英国指挥官预期这将只是暂时的情况。他们冀望北美的保皇派会与他们团结在一起，让英军从支持保皇派的地区取得粮秣。结果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期望，不仅因为他们需要的粮草太多，也因为征用粮食的做法使得保皇派人士与之疏远，而英军的战略必须依赖这些人支持。许多英国军人习惯了欧洲较为形式化的战争风格，不但缺乏搜寻粮秣的经验，也不屑于这么做。英军很快发现自己为求安全而被圈禁在港口附近，依赖从海上运来的粮食，无法深入内陆。他们试图扩大控制范围，这些努力使他们可以在较大的地区搜寻粮秣，但却引发殖民地居民的怨憎，后者拒绝生产粮食或发动游击式的抵抗。被派遣到英军势力范围之外去寻找粮草的搜索队，需要数百名士兵的武力掩护。一小群叛军便足以骚扰人数众多的搜寻队伍，运用伏击和狙击干掉敌人。英军在这些小冲突中损失的士兵，并不少于他们在大规模正式对战中的死亡人数。
英军不愿冒险深入内陆——在那里，最后决定其行动成败的因素将是对于粮食的需求，而不是军事策略。他们推断，在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必须先储备至少6个月的粮食(最好是一年的粮食)；但是，在为期8年的战争中，这个条件只达到过两次。粮食短缺也意味着英军无法在取得优势时乘胜追击，因而一再给敌人重新集结的机会。英军未能在开战头几年给予美军决定性的痛击，而当其他欧洲势力加入战争、站在美国这边之后，英国无法获胜的形势便非常明显。
美军本身也为粮食的供应问题苦恼，但他们置身于自己熟悉的地盘，因而具有优势，能够以英军无法做到的方式，从乡间征得人力和物资。诚如美军统帅乔治·华盛顿随后评论的：“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大英帝国在这个国家里运用了8年的军事力量，竟然会遭受挫败……而阻挠他们的是人数少得多、不时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男子——他们总是衣衫褴褛、无薪可领，经常要经历人性所能忍受的每一种苦难。”英军未能为其士卒提供充分的粮食，这虽然不是导致英国战败与美国独立的唯一原因，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后勤上的规划本身并不足以决定军事冲突的结果，但除非军队得到适当的供养，不然它根本无法上战场。充足的食物虽不是胜利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诚如威灵顿公爵所言：“为了达到(目标)，你必须喂饱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