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
“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在中国恐怕无人不知，它早已成为“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精神的概括。
1992年春天，88岁的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为坊间最流行的话语。
谁改了猫的颜色
“猫论”并非邓小平原创或发明，甚至邓小平本人从来就没有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话。邓小平“猫论”的原文如下：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邓小平的原话中，用的是“黄猫、黑猫”，而非“白猫、黑猫”，这是为什么？
答案是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题的中央四号文件。文件谈及“猫论”的原文如下：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
四号文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一个月后的4月7日，因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国大规模批邓，“白猫黑猫”由此全国知名。
1976年的四号文件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整理成文，当时毛泽东已口齿不清，但头脑依然清晰。“黄猫黑猫”因为毛泽东的记忆出错或记录者的失误变成“白猫黑猫”？毛远新的回忆给出了清楚准确的答案：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猫论”的时代背景
这一字的修改，意味迥然不同。“黄猫”“黑猫”都是中性修饰，不会有人认为两种猫有好坏或优劣之别，而“黑猫”“白猫”则不然，在听者潜意识里，它很容易就先有了好猫、坏猫之别，再加上后面的“都是好猫”，凭空有了不问手段是非只问结果的意思。如果不管其完整原话和语境，特意只拎出这句话来批，更会强化这种认知。
为何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猫论”如此反感？得先从邓小平为什么提出“猫论”说起。
1958年，中共为实现“大跃进”，在农村实施大规模的集体化，将20~30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乡级规模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分别对应今天的乡、村、村民小组)，实现生产、生活上的高度集体化，同时全国各地大炼钢铁，力图实现15年超英赶美。
中国的集体化迅速重复了与苏联集体化遭遇的悲剧：1958年下半年全国轰轰烈烈推进人民公社化，1959年就爆发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推行人民公社最积极的地方，后来都成为重灾区。
1961年6月，象征生活集体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为了活下去开始悄悄走“回头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为包产到户，各级党委默许了这种“反动”潮流，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强行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逐渐让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推进人民公社的工程师们头脑降温。虽然他们依然相信集体化和公有制，但开始认为，当时进入“先进”的人民公社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暂时搞包产到户、责任田，陈云甚至认为，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
但搞包产到户、责任田，恢复农村自由集市，显然与通过集体化走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背道而驰，“大跃进”期间的严酷的阶级斗争，让基层普遍负有破坏人民公社制度的担心和恐惧。邓小平的“猫论”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心理。
领袖的公社情结
不过，毛泽东可不这么看，邓小平发表“猫论”几天后，已宣布“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对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大为光火：“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毛泽东当然会对包产到户、责任田的“历史倒退”大为恼怒。集体化、公有制是祖师爷马克思那里就有的主张，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土改”平分土地，接着动员农民加入各种合作社，最后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体化，这是中共必然的社会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战友，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结。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默许态度，等于否定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
但1962年以后，全国各地恢复和扩大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人民公社被迫调整为“(生产资料)三级所有，队为(核算)基础”的制度，独立核算的基层单位由公社缩小为生产队一级，大集体变成小集体。虽然还是干部指挥劳动，但规模的缩小，意味着瞎指挥的破坏性被大幅降低。
这种有限的休养生息政策延续到1965年时，中国的粮食、猪肉、食糖生产基本恢复到公社化运动前1957年的水平。
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严重损害了领袖的威望，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反思，明显指向领袖个人。会后，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
还是黑猫、白猫那一套
人民公社的名称虽得以保留，但在伟大领袖看来，它离真正的政社合一目标尚有相当距离。“一大二公”理想未能如愿始终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1966年5月，“文革”爆发，不久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支持“三自一包”成为其罪状之一。1966年8月，毛泽东正式号召“农业学大寨”。1975年8月，已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向毛泽东提出要在全国推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当然对此动心，但有百万人丧生的教训在前，他谨慎地将之交给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会上遭赵紫阳、谭启龙等人激烈反对，毛泽东决定暂时搁置此议。
不过，“文革”后高层换上大批新人，他们大多缺少大饥荒时支付人命学费的教训，对推进集体化颇为狂热。邓小平被毛泽东重新启用代替病重的周恩来后，恢复了不少被打倒官员的工作。邓小平自然成为“革命派”的最大阻力和障碍。
1975年，邓小平对江青等人的攻击毫不妥协：搞“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了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位领导曾问邓小平，对“黑猫白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