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战役实施展厅里，陈列着一辆普通的“飞利浦”牌女式自行车和一台老式发报机，它们的主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斑驳的文物上依稀可见历史的沧桑，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它们的主人在解放战争中那段为北平和平解放而冒险开展工作的难忘岁月。
一
情报工作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北平开展情报工作的主要有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系统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也有其他解放区派出的系统。在这张地下工作网的建立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刘仁。
1941年6月，刘仁开始主管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领导华北敌占地区城市的地下工作，代号“老头儿”。其实这位同志们口中的“老头儿”一点儿也不老，时年才32岁。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驻守平津部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在共产党人面前展露无遗。当时，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平津，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指示，周密部署地下党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立足于打，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尤其注意争取一部分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发动总攻时，做好内应；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花大力气去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决。
于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北平地下党接近“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以影响并促成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和平起义。早在1948年春，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要通过傅作义的亲信和亲属，直接向傅做工作。在解放军迅速完成对平津的分割包围，特别是新保安战役全歼傅部嫡系三十五军之后，北平国民党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北平地下党抓住时机，利用一些上层关系做工作。时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崔月犁分管上层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为策反傅作义，刘仁指派崔月犁尽快联系“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很快，崔月犁圈定了三个主要人物：傅作义恩师、高参(中将总参议)刘厚同，傅作义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傅作义的副手、结义兄弟、副总司令邓宝珊。
这一年，崔月犁的工作状态是一大早出去，骑一辆“飞利浦”牌女式自行车四处转，天黑回家。此时，由于崔月犁的共产党员身份已从秘密变为半公开，置身明处的他，危险环伺，国民党便衣早已盯上崔月犁，特务组织交代，一旦捕获即押送南京。
刘仁不断提醒崔月犁“提高警惕”“绝对保密”“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崔月犁做了最坏的打算——随时献身。他清理了马列著作、进步刊物，烧毁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幸运的是，机警的崔月犁多次虎口脱险。
二
1948年秋的一天，崔月犁会晤了66岁的刘厚同。崔月犁的公开身份是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学养深厚、见多识广的刘厚同会晤青年才俊“李大夫”后，感觉相见恨晚，尽管两人相差近40岁，但他仍与崔月犁成了忘年交。很快，刘厚同送给崔月犁一张全家福以示对他的欣赏与接受。刘厚同约“李大夫”每周见两次面。鉴于当时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每日每时捕杀异己，心思缜密的刘厚同叮咛：“如果一星期不见你来，我就认为你被特务逮捕了，我会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救你。”一次，崔月犁因有急事爽约，刘厚同果然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有没有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崔月犁得知此事后，感叹刘厚同“对共产党是友好的，也是讲信义的”。刘厚同不负崔月犁厚望，隔三岔五劝傅早作和谈决断。11月29日，解放军包围张家口，该役彻底击破了傅作义割据一方的梦想。刘厚同告诉崔月犁，傅作义研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后想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很快，毛泽东就该想法致电平津前线领导人：与傅谈判必须以他们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给傅以宽大待遇。
1949年1月中旬，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傅的嫡系主力基本丧失殆尽。此时傅作义想战无实力，欲逃无出路，现实明摆着，只有和谈一条路。崔月犁请刘厚同力劝傅作义丢掉幻想，莫失和谈良机。此时傅作义虽心向和谈，但顾虑自己出路不明。崔月犁请刘厚同转告傅作义：“只要共产党和平接管北平，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人民功臣的。”
崔月犁与刘厚同一周见面两次，与傅冬菊却是每日上午见面。在平津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因傅冬菊是地下党员，所以崔月犁直接派任务给她，即了解傅作义的心理活动及观察其情绪的细微变化；研究怎样做傅作义的工作。
《大公报》记者傅冬菊，此番变为深居将军府邸的“大小姐”，随侍在四面楚歌的傅作义身边。这使傅作义感到莫大的安慰。此时的傅作义，也只能向自己的女儿倾诉心里话了。于是，傅冬菊伺机向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将他思想矛盾的焦点和举棋不定的疑虑，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以及华北“剿总”的军事部署、与南京蒋介石的联系和争议等等，都密报给崔月犁，通过崔月犁又转送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和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使解放军对敌情了如指掌，运筹帷幄，能在29个小时内，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中将军长刘云瀚、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市长杜建时等高级军政大员，胜利解放天津，创造了被毛泽东称为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
崔月犁曾撰文描述了他和傅冬菊接头时的情景：“每次见到我，她都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头天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比如思想斗争激烈时，他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棍，甚至用枪抵住自己的太阳穴……”
崔月犁收获的是情报，傅冬菊得到的是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及宣传册，这些红色印刷品不时出现在傅作义的办公桌上。
1948年11月的一天，傅作义去南京开会，傅冬菊猜想该会与平津战局有关。她怕父亲再继续从蒋打内战，于是谎对父亲说：“今天我见到一位老同学，他希望你接受和谈。”傅作义立即问：“你的同学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答：“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沉默后道：“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后才能答复你。”11月7日，傅作义从南京回来。10日，他将蒋介石令他扣留卫立煌的电报给了卫立煌。11日，傅冬菊向崔月犁汇报了此事。
崔月犁请傅冬菊设法让其父亲阅读山东《大众公报》11月8日、9日刊登的解放军俘虏王耀武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11月17日上午，傅作义问傅冬菊：“你的那位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傅冬菊回答肯定：“是真共产党，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遂让傅冬菊替他致电毛泽东。电报原文大意如下：“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60万军队、200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崔月犁及时把地下党，有时是平津前指、中央军委直至毛泽东的指示，口授给傅冬菊，指示她对傅作义应讲什么话、如何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这种在父女亲情气氛中进行的政治策反，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对解放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和谈后期，傅作义指派能为共产党接受的人物、副总司令邓宝珊进行和谈。时年54岁的邓宝珊初见28岁的崔月犁，便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我经常听。”恰巧，崔月犁携带有陕北电台的宣传材料，他顺势送给邓宝珊。交谈中，崔月犁乘机劝说：“以你和傅先生的交情，望奉劝他抓紧时间和谈，眼下时间不多了，争取为人民做点好事！”邓宝珊爽快应承：“谁都不愿当千古罪人。”
崔月犁二见邓宝珊时，围攻北平的包围圈大幅缩小，炮声隆隆。此次邓宝珊情绪焦躁。他直截了当地对崔月犁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请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与傅先生深谈一次。”崔月犁坦诚交底：“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匆匆话别时，邓宝珊得知崔月犁欲步行回家，便说：“最近特务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带你一段吧。”这个意外的举动，让崔月犁感觉邓宝珊对和谈是有诚意的。
崔月犁第三次见邓宝珊，一见面还未曾开口，邓已笑意在先：“傅先生的问题解决了，他决定同共产党合作。”接下来，邓宝珊提出要见共产党更高级别人士。崔月犁于是派人将邓带到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至此，地下党的任务告一段落。邓宝珊后来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率先在内蒙古起义，对促进傅作义率部起义起了重要作用，解放后他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