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八事变”之前“不抵抗”军令究竟是何人下达的历史悬疑，历史学界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议。南京地方志办公室的胡卓然发现，近年来解密的日军内部情报显示，南京方面在1931年9月初就下达“不抵抗”密令。
据胡卓然介绍，1931年9月初，日本关东厅警务局长截获“辽宁省政府对军警各机关及各县长”发出的密令。关东厅警务局长随后于9月12日用密电向日本政府外务次官发出了这份情报。随着《日本外务省档案》的公开，日方保存的这份由南京下达的密令得以公开，由此揭开了“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于“不抵抗”指示的疑团。
“本署奉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密令……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满铁并行线和鲜人压迫各事件为名，进行挑战准备，充实军备，我东三省必首当其冲……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
胡卓然注意到，1931年9月21日，刚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在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这也是‘不抵抗’的意思。”胡卓然表示。
“蒋介石为什么不去抵抗，实际上跟当时中国国内是分裂的有直接关系，国民党就分为了南京的中央和广州的中央，”江苏省委党校李继锋教授表示，再加上与红军的对抗，“所以它本身是很脆弱的，也很难强硬起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时中国的悲剧，当你内部处于分裂的时候，你就无法强硬地对抗一个外来入侵者，”李继锋表示，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当时的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