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拜读了党史专家李海文的新著《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深深地为其直笔浓墨写青史的精神所感动。收入本书的28个“党史拐点中的人物和事件”，可谓是作者30多年党史研究的结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作者就在老一辈党史工作者的引领下进入党史研究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党史研究功底。书中收录的28篇文章，在时间节点上涉及建党初期、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农村改革等；涉及历史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彭真、张浩、师哲、李求实等，涉及历史事件有反王明斗争、解决张国焘问题、第二次国共合作、出兵朝鲜、日内瓦会议、“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农村包产到户等，呈现了历史关键点中那些重要的人和事以及人与事的交互作用。书中内容，有些是独家史料披露，有些是以个人背景、经历去观察特定时段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细微之处。
注重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并参考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进一步探析了历史拐点中人物与事件的关系
党史研究不仅要有严肃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还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很多档案资料都被销毁、遗落或隐匿。例如，在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由于战斗频繁，随时有危险发生，项英曾下令销毁了中央苏区留下的所有档案资料。再如，王明在延安时期治病的记录，竟然被康生收藏在家里，直到他死后才被曹轶欧交出。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党史资料十分重视，收集保存了大量文献资料。研究党史，当然离不开这些文献资料。本书作者曾经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过，有着比较便利的条件。但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有时寻找有关人物和事件的证据有如大海捞针，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多苦功，仅在1976年为了收集纪念周恩来的资料，就作了7000多张卡片。运用这些资料，作者进一步探析了历史拐点中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的关系。例如，为了研究张浩在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对蒋政策改变与解决张国焘问题中的作用，作者查阅了大量当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和中央与四方面军的来往电报，参考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并亲自采访了许多老同志包括张浩的夫人等，数易其稿，才完成了《张浩传》中的有关部分。又如，1935年到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合作问题，一般人只知道潘汉年、董健吾的作用，而作者通过多次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查阅档案，并采访了当时健在的童小鹏、刘鼎、李金德、谌小岑、江明(吕振羽夫人)和李德贞(张子华遗孀)等，发现并披露了张子华(中共党员，1942年去世)在陕北、南京之间穿梭奔走，对谈判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重把历史细节之间的线索贯穿起来，从而揭示出历史拐点中重要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在研究中特别注重历史细节，不放过任何有用的线索。例如，在解放前我党在通讯联系方面主要依靠的是电报，而电报离不开密码。作者在研究周恩来的历史中发现：周恩来创建了党的通讯工作，1928年10月他派张沈川、李强在上海组装无线电发报台，建立训练班，培养无线电发报收报人员，1931年11月中央和中央苏区建立了电台联系。周恩来还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密码，因为周恩来在党内化名叫伍豪，因而这个密码就称为“豪密”。一开始由周恩来、邓颖超和在苏区的任弼时、陈琮英掌握密码。这个密码大大先进于国民党军队的密码，从而使中共可以破译国民党军队的密码，而国民党却无法破译中共的密码，这就是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连连取胜的原因之一。
在研究张浩的历史中，作者又记述了一段关于电讯和密码的线索：1934年6月，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同上海地下党及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完全中断。1935年3月6日，中央派陈云和潘汉年作为中央代表，携带电码到上海，重建中央与上海地下党及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系。8月中旬，上海的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后，陈云、潘汉年等亲自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张浩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最早将密码(从苏联)带到中共中央的，为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起到了关键作用。1936年1月6日，张浩在给张国焘的电文中说：“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提及此事。1936年6月16日，中央书记处终于在瓦窑堡用张浩带回的电码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第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电报，汇报了国内形势和党内情况。7月2日，中共中央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电报。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恢复，对促进和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作者把以上线索串联起来，就完整地再现了周恩来、陈云、潘汉年、张浩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建设党的电讯联络工作的杰出贡献和电讯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重视史料的收集和使用，尤其注重当事人和知情者的“活资料”，这实际上也是在“抢救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过去党史研究中一些“禁区”被打破了，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的推动下，党史研究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和新突破。例如，关于西路军问题研究，在陈云、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许多历史见证人的推动下，取得了重大突破。如今，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组成人员已经全部离开人世，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组成人员健在的也不多了，就连他们的子女，也基本上是古稀老人了。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离去必然会带走许多历史的记忆。因此，“抢救历史”是摆在党史研究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比如，关于“文革”史研究，近年来虽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但很多都不是亲历者，只靠查阅资料，因此难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本书作者因是“文革”的亲身经历者，又是党史研究者，再加上全面地收集资料和采访当事人，所以写出的“文革”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接班》、《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周恩来劝止红卫兵大串联》、《1966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见闻》等就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其中有的独家披露和提供了当事人自己的说法，有的是抛砖引玉，为后续专题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见证资料。
记得有位党史研究专家曾说过：“推进党史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来不得半点捕风捉影。”本书作者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和使用，书中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收集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从中寻找有用的信息；二是采访当事人和知情者，获取可信的证据，同时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互相比较对照。
当事人和知情者是“活资料”，他们头脑中的记忆是研究党史的宝贵财富。在30多年的党史研究中，作者采访了华国锋、彭真、李雪峰、童小鹏、师哲、池必卿、严佑民、张浩夫人等数百名历史的见证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作者还善于向前辈学习请教，与同事、同行一起探讨，许多党史界前辈如李新、缪楚黄、廖盖隆、李琦、龚育之等都给了她指导和帮助。
探索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路程，还原重要党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面貌，是党史研究者的崇高使命；收集党史史料，研究党史人物和事件，要有紧迫感。随着历史当事人和知情者不断离世，研究工作将越来越困难，某种程度上说，作者所做的工作也是在“抢救历史”。
(张从，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