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庆祝他56岁生日， 在铺满碎石的总理府花园里，他轻拍着第三帝国少年卫士的脸颊
围城作战似乎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的胜败似乎完全取决于装甲纵队的猛攻、两栖登陆部队的袭击和轰炸机集群的飞行能力。然而，城市与大河或山脉一样，是战争地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支军队——无论机械化程度如何之高，实际上恰恰因为它的机械化——必须像对待普里佩特沼泽和默兹河峡谷那样重视城市。在东线战场上，希特勒曾经选定三座“布尔什维克主义城市”——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作为东线德军进攻的目标，每座城市都使他的决战陷入不幸。他还指定若干城市为要塞——西面的加莱、敦刻尔克和鲁尔区，东面的柯尼斯堡、波森、默麦尔、布雷斯劳，严重阻碍了敌军向德意志帝国心脏地带的挺进。都市有着纵横交错的街道，坚固的公共建筑群，错综复杂的下水道、地道和地下交通运输网，燃料和食物仓库，这些都是军事阵地，与军队能为防御边境而修建的任何据点同样强大，也许确实比马其诺防线或者西墙更为稳固，马其诺防线和西墙只不过是设法以人造方式重塑城市固有的特征。1945年1月16日，希特勒返回柏林，他默默地决定此后不再离开柏林，这确保了最后的围城大战将是柏林之战，尽管持续时间比列宁格勒之战短，但甚至比斯大林格勒之战更为激烈。他闪烁其辞，他本应离开柏林的最后时刻正是他生日那天，即4月20日。“我必须在这里进行决策，”他在生日傍晚告诉剩下的两名秘书，“否则就去下面战斗。”
对于最后的挣扎而言，柏林可谓固若金汤。它的城市规模大，比较现代，设计有度，在德国城市中独具特色。汉堡紧密聚集在易北河(Elbe)港口周围，在1943年7月仿佛自燃般焚毁；1945年2月，德累斯顿脆弱的历史街区像火绒一样腾腾燃烧。柏林尽管在战争期间一直遭受猛烈的轰炸，却是一个更加强韧的目标。19世纪和20世纪公寓楼群建于坚实而深厚的地基上，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大街相距一定间隔，林荫大道和大街是有效的隔火道。在1943年8月至1944年2月的柏林战役期间，轰炸机司令部摧毁了该城约25%的建筑物聚集区。不过，柏林从未遭遇像汉堡和德累斯顿那样的火焰风暴，必要的公共服务系统也没遭到彻底破坏，后来还修建了新的道路。由于寓所被毁，许多柏林人前往临时居所或搬到城外，在留下的废墟上，建筑仍然屹立，仿佛强大的军事屏障。
在市中心，纳粹反抗的脉搏依然在跳动。1944年底，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的地下修建了地堡。这个地堡在面积和深度方面拓展了1936年挖的防空洞。地堡有18个小房间，位于总理府花园地下55英尺处，有独立的供水、供电和空调系统，通过一部电话交换机及无线电通讯线路与外界联系。地堡也有自己的厨房、生活区和堆满物资的贮藏室。对喜欢地下生活的人而言，地堡完全自给自足。尽管希特勒在战争中长期生活在拉斯滕堡和文尼察简朴的半地下环境，他感到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晚餐后的漫步是他最喜欢的独白时刻。然而，1月16日，他从总理府下到地堡，除了2月25日和3月15日的两次远足，以及偶尔在楼上他往日的居所附近游荡之外，在此后的105天内，他没离开过这里。德意志帝国最后的战役在地堡会议室里指挥；柏林之战亦然。
柏林没有自己的守备部队。贯穿战争始终，除了法国停战和“巴巴罗萨”行动之间难得的短暂和平，德国军队一直在前线；留在德意志帝国的本土军仍在征募或接受训练。在首都内，唯一有作战价值的部队是柏林近卫营(Berlin Guard Battalion)，它逐渐发展为大德意志师。它主要扬名于镇压“七月密谋”，并将在围攻柏林的过程中战斗不息。然而，随着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从奥得河撤回首都，柏林守军得到加强。围城战开始时，守军兵力约为32万人，由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组成，对抗朱可夫、柯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的将近300万人。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中最重要的部队是第56装甲军，包括第18装甲掷弹兵师和党卫军“北欧”师(Nordland)，以及第20装甲掷弹兵师、第9伞降师和新组建的慕赫堡师(Müncheberg)的残部；慕赫堡师是以军校和增援部队为基础、毫无作战经验的“空壳”军。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国民突击队、希特勒青年团、警戒部队、防空部队和党卫军部队；党卫军部队包括法国党卫军“查里曼”突击营(Charlemagne Assault Battalion)和党卫军“瓦隆”师(Walloon)分遣队，“瓦隆”师由亲纳粹的说法语的比利时人组成，由狂热的纳粹分子莱昂·德格勒尔(Léon Degrelle)指挥，据说希特勒曾经说过他像喜欢儿子那样喜欢德格勒尔，德格勒尔将率领“瓦隆”师在帝国总理府的废墟上死战到底。
3月的后几周和4月的前几周，朱可夫和柯涅夫的方面军集合了进攻柏林所需的兵力和物资。朱可夫为他的炮兵部队准备了700万枚炮弹，投放密度是每1000米前线聚集295门火炮；柯涅夫需要渡过奈塞河夺取进攻阵地，他将从奈塞河发起进攻，聚集了120个工兵和13个架桥营抢夺据点，此外还有2150架飞机掩护此次行动。
当朱可夫和柯涅夫正为重要的进攻做准备时，托尔布欣和马利诺夫斯基开始离开匈牙利中部地区，向维也纳进军。4月1日，他们的坦克纵队开始北上，穿越辽阔的多瑙河平原，无视只有7到10辆作战坦克的德国装甲旅。到了4月6日，托尔布欣的先遣部队已经开进维也纳的西郊和南郊，4月8日，市中心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地的党卫军殊死抵抗，无暇顾及历史遗址的安危，将历史遗址作为战略要点。在环城大道的建筑物附近爆发了近距离的炮战，在老城中心区的葛拉本大道(Graben)和考特纳街(K?rtnerstrasse)发生激烈的战斗，1683年这里曾经抵御土耳其人的围攻。此外，城堡剧院(Burgtheater)和歌剧院(Opera House)也全部烧毁。不可思议的是，霍夫堡皇宫(Hofburg)、阿尔贝蒂娜博物馆(Albertina)和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museum)幸存下来；可是4月13日，当德国守军的幸存者最终北上，越过多瑙河上的帝国大桥(Reichsbrucke)时，重要的欧洲文明宝库之一在他们身后熊熊燃烧，付之一炬。
强渡莱茵河
此时，在西面，德意志帝国的重要城市也遭到盟军的进攻。3月初，八个集团军沿着莱茵河的西岸排成一线，自北向南有加拿大第1集团军，盟国第1空降集团军，英国第2集团军，美国第9集团军、第1集团军、第3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法国第1集团军，这最后一支集团军面对河彼岸的黑森林。艾弗尔高原的复杂地形仍将巴顿的第3集团军和帕奇的第7集团军与莱茵河隔断，不过到了3月10日，两军成功经由狭长的走廊地带抵达莱茵河沿岸。艾森豪威尔强渡莱茵河的计划是，在广阔的战线上发起精心谋划的进攻，最激烈的战斗交给北面的加拿大军、英军和美国第9集团军、第1集团军，旨在包围重要的鲁尔工业区。英国第2集团军和美国第9集团军的行动分别代号为“战利品”(Plunder)和“手榴弹”(Grenade)，它们迅速发起惊人的攻势，在大规模的空袭和炮火掩护下，利用大量两栖舰艇，将盟国空降集团军的两个师空投在德国在河东岸的防御工事后方。3月23日，盟军开始进攻，遭到轻微的抵抗；此时，盟国解放军有85个师，共400万人，而西线德军的真正兵力只有26个师。
然而，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艾森豪威尔计划的进程。3月7日，隶属于美国第1集团军的第9装甲师先遣部队发现科隆以南的雷马根有一座无人防守的铁路桥横跨在莱茵河上，于是猛冲过桥，在对岸建立起桥头堡。这起初并没发挥什么作用，可是3月22日，巴顿的第3集团军在奥本海姆(Oppenheim)附近发动奇袭，建立了另一个桥头堡。因此，盟军在远远分开的两个地方攻破了德国在莱茵河的防御，一处在鲁尔，另一处在莱茵河与美因河在美因兹(Mainz)的交汇处，进而以大规模的合围威胁德国国防军在西线的整个阵地。3月10日，希特勒解除了伦德施泰特的战场总指挥一职(这是这位老战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免职)，取代他的是从意大利调来的凯塞林，凯塞林在意大利成功遏制了英美盟军在半岛的挺进；可是，此时临阵易帅无法扭转七个盟国集团军必然突破德国西部省份的战事。当英军和加拿大军朝着汉堡奋力进入德国北部地区时，美国第9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继续包围鲁尔，并于4月1日攻克鲁尔，迫使32.5万名德国士兵投降，指挥官莫德尔被迫自杀。同时，巴顿的第3集团军开始急速插进德国南部地区，5月初距离布拉格和维也纳不到30英里。
4月11日傍晚，美国第9集团军抵达易北河，此前一年易北河被指定为苏联和西方占领德国的分界线。在马格德堡(Magdeburg)，第2装甲师渡过易北河夺取了一个桥头堡，转天第83师在巴尔比(Barby)建立了另一个桥头堡；士兵相信他们将要去柏林，因为4月14日第83师拓展了桥头堡后距离柏林只有50英里。然而，他们被误导了，传言很快不攻自破。艾森豪威尔受限于同盟国之间的协议，根据协议，中部战区的美国军队将留在原地，而英军和加拿大军继续横扫德国北部，最南部的美军和法军攻入巴伐利亚，占领盟国情报部门表明德军也许正在组织“全民堡垒”的地区。占领柏林则完全留给红军。
无论如何，这并非简单的作战行动，而是军事竞争对手之间的竞赛。1944年11月，斯大林许诺朱可夫——作为他个人的军事顾问、高级陆军参谋和作战指挥官，朱可夫是红军胜利的重要缔造者——他有特权攻克柏林。此后，4月1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商讨确保苏联而非西方列强首先进入德意志帝国首都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总参谋部的安东诺夫(A. I. Antonov)将军提出如何划分朱可夫和柯涅夫方面军分界线的问题。如果不让柯涅夫向柏林挺进，那将使最后的决战更显艰难。斯大林听取了讨论，而后在形势图上用铅笔画了一条线，标明红军在距离该城40英里范围内的进军路线。此后，他说：“谁先攻进去，谁拿下柏林。”
柏林的陷落
4月16日，两个方面军开始行动，渡过奥得河。在朱可夫的方面军中，引领进攻的荣誉归于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先前是守卫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士兵们发誓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绝不退缩。然而，他们所遭遇的德军抵抗尤为坚决，在这天结束时，取得更大进展的是柯涅夫的方面军。4月17日，柯涅夫推进得更快，逼近柏林的施普雷河(Spree)，他在电话中劝说斯大林，还是他现在所处的南面是更佳的攻击位置，而不应该直接从东线进攻，朱可夫的装甲纵队正在那里与德军反坦克小组激战。此时，朱可夫对他的下级指挥官失去耐心，他要求他们亲自率军突破德军的防御；表现出“无力执行任务”或者“缺乏决心”的军官将立即被撤职。这样的警告使穿越塞洛(Seelow)高地的进军速度突然显著加快。到了4月19日傍晚，朱可夫的将士已经突破奥得河和柏林之间所有三道防线，准备开始攻城。
此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从北面进攻奥得河下游仍在坚守阵地的德国守军，以此协助朱可夫。朱可夫更关注柯涅夫方面军穿过施普雷河畔的科特布斯(Cottbus)向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佐森(Zossen)的疾行，因为这将导致从南面夺取首都上流社会聚集的郊区。4月20日傍晚，柯涅夫命令他的先遣部队“今晚绝对要攻入柏林”，而朱可夫集结第6突破炮兵师(Breakthrough Artillery Division)的火炮，开始炮轰第三帝国首都的街道。
4月20日，希特勒在地堡中举行了奇特而庄严的仪式，庆祝他的56岁生日。他简短地检阅了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Frundsberg)的一个小分队，还向一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授予勋章，盟军空袭德累斯顿后他们成为孤儿，现在正保卫首都。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如此，他对德国人的统治仍然完好。3月28日，他解除了古德里安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职务，以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将军取代他，克雷布斯曾在莫斯科担任武官，此时在地堡中希特勒身边正式就职；不久，元首还将免除那些想方设法进入地堡为他庆祝生日的人的职务，包括空军总司令戈林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并不缺乏愿意执行这些命令的德国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也并不缺少准备继续为纳粹政权而战的德国人，无论他们是否遭到“无处不在的军事法庭”的恐吓，他们开始将逃兵吊死在街灯柱上。贯穿战争始终，凯特尔和约德尔是他每次战务会议的心腹，4月22日，他们离开地堡，前往柏林以北30英里的福斯坦堡(Fürstenberg)避难，那里离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集中营很近，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有一群所谓的“名流”(Prominenten)，即出身名门的外国战俘，他们被当作人质扣押。4月21日，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在最后一次拜见元首后，立即奔赴波罗的海沿岸基尔附近的布隆(Pl?n)；3月，他将海军指挥部迁到那里。4月23日，军备部部长施佩尔来了又走；其他拜访者包括仍任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他的海军代表、海军上将卡尔—杰斯科•冯•普卡梅尔(Karl-Jesko von Puttkamer)和他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尔勒(Theodor Morell)博士，圈内许多人认为莫尔勒给希特勒服用使人上瘾的药物，以此确保他的特殊地位。
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人克服重重艰险前往地堡，包括接替戈林担任空军总司令的罗伯特•里特•冯•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将军和著名试飞员汉娜•瑞奇(Hanna Reitsch)，瑞奇曾经驾驶一架训练飞机成功着陆于柏林东西轴线(East-West Axis)，而在地堡外，自4月22日希特勒明确宣布他拒绝离开——“谁想走，谁走！我不走！”——至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一周时间内，柏林守军继续激烈抵抗进攻的苏联军队。
4月21日清晨，朱可夫的坦克开进北郊，跟随坦克的部队为攻城战而重组：崔可夫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知道什么是必要的。在六门反坦克炮的支援下，一连步兵、一队坦克或突击炮、几个工兵排和喷火兵排组成突击队。根据攻城战的理论，先用攻击性武器爆破或烧毁城市街区的防御工事，步兵的进攻紧随其后。重型火炮和火箭炮毁灭性地齐射，为下一阶段的巷战作准备。医疗队紧随其后；街头巷战造成特别多的伤亡，这不仅是因为近距离的枪炮射击，而且也是楼层之间的坠落物或残骸的倒塌带来的结果。
4月21日，佐森落入柯涅夫方面军之手，这里复杂的电话和电传打字机中心仍在接收德国未被征服地区的部队发来的信息。转天，斯大林最终划定向柏林中部进军的推进路线。柯涅夫的战区被排在安哈尔特(Anhalter)火车站一线，这一位置确保他的先锋距离国会大厦和希特勒的地堡150码。朱可夫的军队已经深入城市街区，正如去年11月斯大林所承诺的那样，朱可夫终将成为“柏林的征服者”。
尽管如此，德国人仍在坚决抵抗。在地堡中，希特勒不断询问离柏林最近两支尚存的军队的下落，即瓦尔特•温克(Walther Wenck)将军的第12集团军和西奥多•巴斯(Theodor Busse)将军的第9集团军。尽管他责骂他们没能前来营救他，但是这两支部队正在顽强战斗，从西面和东南面阻止或击退苏联的进军。不过，到了4月25日，柯涅夫和朱可夫分别从南面和北面成功包围该城，为了削弱城内的抵抗，他们集结了前所未有的兵力。在向市中心进攻的最后阶段，柯涅夫以每1000米650门火炮的密度集结炮兵，几乎车轮挨着车轮，此外还调来苏联第16和第18航空兵集团军，驱赶仍然试图向防区内运送军需品的德国空军残部，它们或者取道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Tempelhof)，或者借助市中心东西轴线(格莱姆和瑞奇惊人地从这里降落并最终起飞离开)。
4月26日，在1.27万门火炮、2.1万门火箭炮和1500辆坦克的支援下，46.4万名苏联士兵环绕市中心，准备发起最后的围攻。此时，柏林居民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数以万计的人挤进俯瞰市中心、防高性能炸药的大混凝土“高射炮塔”；其他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钻进地窖，地窖里的生活条件迅速变得污秽不堪。食物、水短缺，持续不断的轰炸中断了电和煤气的供应，使污水处理系统瘫痪；此外，苏军作战部队之后徘徊着第二梯队，他们中许多人是被释放的罪犯，对任何年龄或性别的德国人都怀恨在心，以强奸、抢劫和杀戮发泄着仇恨。
到了4月27日，当燃烧的建筑物和激烈战斗所产生的烟幕升到柏林上空1000英尺处时，仍由德国人控制的市区已经锐减到约10英里长、3英里宽东西向的带状区域。希特勒询问温克的行踪；可是，温克无法实现突破，巴斯的第9集团军也一样，而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的残部正在西撤。现在，柏林由残兵防守，包括外国党卫军的残部——波罗的海各民族和“查理曼”师的法国人，以及德格勒尔的“瓦隆”师，它们在地堡周围陷入混战。4月28日，热衷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这批人发觉，他们在为帝国总理府附近威廉街(Wilhelmstrasse)、班德勒街(Bendlerstrasse)上的政府建筑而战。约翰•埃里克森教授描述了这一场景：
柏林著名的蒂尔加滕(Tiergarten)动物园里拍打翅膀、发出尖叫的鸟和骨折、受虐的动物陷入噩梦。“地窖部落”主宰着城市的生活，他们匍匐爬行，平添了这些坚持求生的部落化社群的恐惧，他们分享着一点点温暖，拼命到处找吃的。当炮击结束，突击队碾过房屋。穿过广场时，后面跟着一群残忍、醉醺醺、反复无常的强奸犯和无知的掠夺者……在那时苏军还没横冲直撞的地方，党卫军搜索背叛者，根据不容反抗、不容借口的鹰派年轻军官的命令，私刑绞杀单纯的士兵。
同一天，帝国总理府和国会大厦附近中心区的德国守军烧断施普雷河上的毛奇桥(Moltke bridge)，试图以此延阻北面的苏军攻入这个所谓的“大本营”。炸药损坏了这座桥，但是没能摧毁它，转天清晨，借着黑暗的掩护，苏军冲过这座桥。随后是内政部大楼的激战，苏联人把它称为“希姆莱之家”——此后不久是国会大厦。4月29日清晨，战斗距离帝国总理府不到0.25英里，帝国总理府被苏军猛烈的炮轰摧毁，在坑坑洼洼的花园之下55英尺，希特勒作出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决定。他用这一天的第一部分时间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吩咐继续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而斗争，然后他把这份遗嘱的几份副本委托给可靠的下属，命令他们偷偷穿越火线，把副本交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部、陆军元帅舍尔纳和海军元帅邓尼茨。他分别任命舍尔纳接替他担任德军总司令，任命邓尼茨为国家元首。如此，邓尼茨在布隆的指挥部成为德意志帝国临时政府所在地，邓尼茨在那里停留到5月2日，然后转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米尔维克(Mürwik)海军学院，在弗伦斯堡(Flensburg)附近。希特勒撤了施佩尔的职，因为最近施佩尔被揭发有拒绝执行“焦土”政策的不服从行为，他还把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纳粹党，因为戈林胆敢觊觎希特勒接班人的地位，希姆莱则未经授权企图擅自与西方盟国商讨和平方案。希特勒在政治遗嘱中任命里特•冯•格莱姆为空军总司令，还向邓尼茨指明其他18项军事和政治任命。此外，他娶了伊娃•布劳恩(Eva Braun)。伊娃•布劳恩于4月15日抵达地堡，两人在一位柏林市政官员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这位官员是从保卫“大本营”的国民突击队紧急召唤而来的。
4月28日到29日的夜晚，希特勒彻夜未眠，4月29日下午，他回到他的私人生活区。他参加了晚上的会议，会议开始于10点，但这次会议只是例行公事，因为当天早晨支持地堡无线电发射天线的气球已被击落，电话交换台不再与外界联络。柏林“要塞”指挥官卡尔•威德林(Karl Weidling)将军发出警告，到5月1日前，苏军一定会突破总理府，他力劝应该命令仍在战斗的部队逃出柏林。希特勒驳回这种可能性。显然，他自有打算。
4月29日到30日的夜晚，希特勒首先向女士们——秘书、护士、厨师——告别，这些女士在最后几周继续侍候着他，然后向男士们——副官、纳粹党官员和行政官员——告别。4月30日清早，他睡了一小会，而后参加了最后一次战务会议，总理府的党卫军指挥官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在会上报告了建筑物周围的战斗情况，然后休会和两名他最喜欢的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Gerda Christian)和特劳德•琼格(Traudl Junge)共进午餐，她们在拉斯滕堡和文尼察陪他度过漫长的年月。他们吃面条和沙拉，偶而谈论狗；希特勒刚刚用他打算自己用的毒药毒死了他所珍爱的名叫布龙迪(Blondi)的阿尔萨斯牧羊犬和4只小狗，希特勒检查了狗的尸体，确信这种毒药有效。伊娃•布劳恩，现在是希特勒夫人，留在她的居住区；此后，大约3点钟，她和希特勒一起现身，与鲍曼、戈培尔和仍留在地堡的其他高级随从握手。其后，希特勒夫妇回到私人生活区——戈培尔夫人短暂却歇斯底里地冲进来恳求他逃往贝希特斯加登——据在外边等候的殡仪队估计，几分钟后，他们一起吞食了氰化物。同时，希特勒还以军用手枪饮弹自尽。
一小时前，朱可夫方面军第3突击集团军(Third Shock Army)第150师第756步兵团第1营的士兵将9面红色胜利旗(Red Victory Banner，此前军事苏维埃将之分给军队)中的一面插在国会大厦二楼，选定占领这里象征着围攻柏林的终结。这座建筑刚刚遭到89门口径为152毫米和203毫米的苏联重型火炮的直接轰击；可是，这里的德国守军仍未受损，坚持战斗。建筑内的激战持续了整个下午和晚上，直到10点多后，红军发起最后的进攻，第756团第1营的两名红军战士米哈伊尔•叶戈罗夫(Mikhail Yegorov)和梅利通•坎塔利亚(Meliton Kantaria)在国会大厦的穹顶升起了红色胜利旗。
到那时，殡仪队已在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中焚化了希特勒和他妻子的尸体。他们从总理府的车库拿来汽油，浇到尸体上点燃，火焰熄灭后，将骨灰埋在附近另一个弹坑里(5月5日苏联人从这里将之挖出来)。炮弹落进花园和总理府，“大本营”的所有政府建筑内都展开激战。希特勒任命邓尼茨接替他担任国家元首的同时，任命戈培尔为帝国总理，尽管如此，戈培尔觉得重要的是与苏联人联系，协商停战事宜，以便为和谈作准备，在地堡所弥漫的魅惑氛围中，他认为这是可能的。4月30日深夜，一名上校作为特使被派往最近的苏联指挥部，5月1日清早，克雷布斯(Krebs)将军穿过燃烧的废墟，前去与在场的苏联高官商谈。克雷布斯将军自3月28日开始担任陆军总参谋长，但此前是驻莫斯科的武官(“巴巴罗萨”行动展开时)，会说俄语。这位高官是崔可夫，时任第8近卫集团军指挥官，而两年前他曾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指挥苏联守军。
奇特的四方谈判展开了。崔可夫听完克雷布斯的话，然后通过电话联络朱可夫，朱可夫再告诉身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崔可夫报告，”这位将军说，“步兵将领克雷布斯在这里。德国政府授权他与我方进行会谈。他说，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我请你汇报给斯大林同志，现在权力掌握在戈培尔、鲍曼和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手中……克雷布斯提议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然而，克雷布斯和鲍曼、戈培尔一样，仍然受到下面这种想法的迷惑，即同盟国准备把希特勒的继任者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机构的合法继承人来看待。斯大林很快厌倦了这种谈话，突然宣布唯一的条款是无条件投降，然后回去睡觉了。朱可夫继续坚持了一小会，然后宣布派出他的代表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然后挂断电话。索科洛夫斯基和崔可夫与克雷布斯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克雷布斯难以提供凭证，地堡中的最新发展如此令人捉摸不透(他通过跑腿的信使与地堡联络两次)。最后，崔可夫也失去耐心。5月1日下午的早些时候，他告诉克雷布斯，新政府的权力局限于“宣布希特勒已死、希姆莱是卖国贼、与三国政府——苏联、美国和英国——商谈彻底投降的可能性”。崔可夫向他自己的部队下达命令：“加紧开火……别废话。猛攻这个地方。”5月1日傍晚6点半，柏林城内每门苏联火炮或火箭炮都在向未被征服的地区开火。对于仍留在地堡内的那些人来说，这种轰击足以表明继任的希望渺茫。约两个小时后，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她刚刚用毒药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在总理府花园中希特勒的坟冢附近自杀身亡。他们的尸体被更加草率地火化，就近掩埋。地堡里的其他人，无论下属还是如鲍曼那样的贵族，现在组织起来逃生，穿过燃烧的废墟，逃往远郊他们希望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可以理解的是，在这显然是围攻柏林的最后几分钟，他们不愿冒伤亡的风险——在持续不断的炮火齐射后，逐渐向内逼近。5月2日清早，第56装甲军请求停火。早晨6点，柏林“要塞”指挥官威德林向苏联人投降，他被带到崔可夫的指挥部，他在那里发出投降命令：“1945年4月30日，元首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只剩下留在这里——曾经向他宣誓效忠——的我们了。根据元首的命令，你们，德国士兵们，要继续为柏林而战，尽管事实是弹药用尽，大势已去，我们进行再多的抵抗都没意义。我的命令是：立即停止抵抗。”
用约翰•埃里克森的话说：“5月2日下午3点，苏联停止炮击柏林。四周逐渐变得安静。苏联军队欢呼雀跃，拿出食物和饮品。听到这一刚刚下达的停火命令时，苏联坦克纵队沿着曾经的希特勒阅兵路线像接受检阅一样停下来，战士们从坦克里跳出来，拥抱所有人。”他们周围的和平实是一种坟墓。约12.5万名柏林人死于围城期间，很多人选择了自杀；自杀者包括克雷布斯和地堡中的其他人。然而，也许其他数以万计的人死于4月德国人自东向西的大迁移，800万人离开他们在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家园，去英美占领区躲避红军。由于整场战争中最离奇的一次安保措施失效，1944年间德国人获悉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划定的分界线，德国国防军在西线的最后一场战斗力求使横渡易北河的撤退路线畅通无阻，直至最后一刻。民众似乎也知道安全区在哪里，赶在红军前面抵达安全区——可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红军为赢得柏林围攻战的胜利而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自4月16日至5月8日间，朱可夫、柯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有304887人伤亡或失踪，占其兵力的10%，是这场战争中(除了1941年大包围战的被俘人数)红军遭受伤亡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此外，对德意志帝国城市的最后围攻尚未结束。布雷斯劳坚守到5月6日，围攻该城给苏联造成6万人的伤亡；在布拉格，“德意志帝国保护国”的首都，捷克国民军抵抗组织发动起义，德国傀儡“弗拉索夫军”投诚，并和党卫军的守备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因为他们希望将该城交给美国人——最终希望落空，5月9日红军进城时，弗拉索夫的部队付出血的代价。
到那时为止，在仍属希特勒帝国的地区，战争几乎全都结束了。4月29日，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在意大利达成局部停战协议，该协议定于5月2日宣布。5月3日，海军上将汉斯•冯•弗里德堡(Hans von Friedeburg)率丹麦、荷兰和北德的德军向蒙哥马利投降。5月7日，邓尼茨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弗伦斯堡其政府临时所在地派约德尔去法国兰斯的艾森豪威尔指挥部，签署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书。5月10日，同盟国在柏林召开会议，批准了投降书。只有很少苏联人于1944年10月从芬兰潜入挪威的最北端，5月8日，挪威未受损伤的德国守军投降。5月9日，“库尔兰口袋”停止抵抗。5月9日，敦刻尔克、拉帕利斯(La Pallice)、拉罗切利和罗什福尔，也就是西欧最后一批“元首要塞”投降，5月10日，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洛里昂和圣纳泽尔也投降。在西线，这场战争最后投降的地点是赫尔戈兰岛(Heligoland)，该岛于5月11日投降。
和平没给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带来安宁，他们成群围绕在胜利大军之间和身后。1000万德国国防军战俘、800万德国难民、300万巴尔干逃亡者、200万苏联战俘、数百万的奴隶和强迫劳力——战争结束后，“背井离乡者”的悲剧元素将萦绕欧洲十年——遍布战场。5月8日，在英国和美国，人群涌上街头，庆祝“欧洲胜利日”(VE Day)；英美士兵给欧洲带来胜利，而此时，被征服者及其受害者在战争导致的废墟上到处搜寻食物和庇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