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日本海军也对清朝北洋水师实现了军备反超。中国军队被迫在陆海双重落伍的基础上，与一个初步实现近代化的国家，进行一场残酷的沙场较量。
当甲午战争爆发时，中日双方实际上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对称的位置上。
日本已经完成了兵役制度改革，并在国内建设了完备的铁路网。到1893年，日本拥有2039英里铁路，到1903年更计划增加到4494英里。相比之下，大清国的400多公里铁路，就可怜得很了。
此时，日本海军也对清朝北洋水师实现了军备反超。中国军队被迫在陆海双重落伍的基础上，与一个初步实现近代化的国家，进行一场残酷的沙场较量。
光靠两条腿打不赢一场仗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是环渤海湾的巨大弧形地带。处于外线作战状态的清军，由于缺乏战略性铁路网，被迫以徒步行军和骡马机动，来对抗日本的蒸汽船队海上机动。
而日军则充分利用了这个机动性的巨大落差。
1894年9月的平壤会战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经鸭绿江攻入中国境内，一路从海上直接进攻大连、旅顺，通过两栖攻击，逼迫北洋水师南逃威海卫。在夺取了北洋水师旅顺军港后，再向南追击，日海军从威海卫军港正面封堵住北洋水师的外逃出路，同时在荣成湾再次进行大规模的两栖登陆，陆军横越山东半岛，从背后攻取威海卫军港。
而清政府却再次误判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天津至奉天一线置精兵220营，共十万余人，另有8营在驰援途中。在日军即将进攻的山东，则仅有不到41营的两万余人兵力，其中16个营负责从威海到烟台90公里漫长战线的防御，又有14个营为全无战斗力的新募兵。在日军即将登陆的荣成湾，仅5个河防营1400名守军，同样全无战斗力，使用的主要还是冷兵器。在重镇海卫，竟只有10营士兵。
不难想象，日军登陆之顺利，就像是在进行一次越野赛，缺乏环绕渤海湾铁路网支持的清廷，根本来不及将大海另一边的陆军快速运到山东。
结果，直到1895年2月威海卫失守，大清援军依然在远离前线的途中艰难跋涉。
甲午战争的胜败，是中日双方国家层面对于世界大势认识和对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更是双方军事变革成败的铁证。
战场失败其实是国策失败
今日回顾历史，客观地讲，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彻底错过了海权时代。由于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中国缺少蒸汽机等强大的新动力，无法发挥世界储煤大国的潜在优势。等到晚清权贵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急忙购买枪炮军舰的时候，中国虽然抓住了海权时代的尾巴，却又没有看到，世界军事正在进入“新陆权时代”：由铁路、火车和电报构成的陆地机动力量，再次让海权退居次席。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当时中国不是以举国之财力购买军舰，而是将此财力及人力用于发展铁路、火车、地面火炮和机关枪，则日本纵有军队登陆，又岂能在中国大陆逞能？
由于国家财力全部系于北洋水师，整个清军的陆地机动能力难以提高，火器水平严重落后，使得日军登陆后，清军在自己的土地上竟不能占据兵力和火力优势。
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中国不懂海军，也忽视铁路带来的新陆权变革，因此错过新陆军革命所受到的必然惩罚。近代中国军队与世界大国军队的技术差距，从此越拉越大，而新的历史机遇，仍在不断错失之中。
从更深层次上说，甲午战争是一次海陆联合作战，在这场战争的背后，是双方统治者对于世界军事大势、进而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指导思想的不同把握。
国家的建设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是国家建设核心，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工业，工业的核心又是技术，技术又主要是由军事装备拉动的。
日本从一开始，就定下“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及“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国策，不仅把国家的改革开放，看做工业、经济、政治、军事的系统工程，还确立了远大的国家目标。
而清朝只是把洋务运动局限在经济改革的范畴内，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官员都被眼前的小利迷住了双眼，小民更被眼花缭乱的现状所迷惑，举国陷入“上下交征利”、官府抢劫百姓的经济发展模式。一边是国家不断丧失国土和权益，一边却是官府对老百姓的经济掠夺，形成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对内维稳遂成为军队的主要使命。
于是，世界军事形势的转折性变化，就不再有人关注，清朝的军事变革，就此成为一场没有方向的行军，最终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