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双脚踏上北京首都机场，开始了举世界瞩目的访华之旅，中美关系随之解冻。尼克松访华，中美高层直接对话，打破了中、苏、美三个大国相互抗衡、互相制约的平衡，表明中美两国为了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存异求同，开始联合抗苏。鉴于中美高层接触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为使尼克松访华顺利，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在毛泽东的主导下，煞费苦心作了一系列神秘而富有戏剧性的铺垫。
采纳四老帅联美抗苏建议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最终导致国家关系破裂，两国于边界集结重兵紧张对峙，最终擦枪走火，1969年3月在黑龙江珍宝岛和8月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酿成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发展成为直接的军事对抗。此后，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苏联领导人不断进行战争威胁，声称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般的核打击”，对中国发出核战争恐吓。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南部不断升级对越南的侵略，美机和美舰仍不时侵入中国领海领空，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地步。
1969年l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通过《华盛顿星报》将苏联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般的核打击”的信息巧妙地告知了中国。这促使毛泽东反向思考问题，他对周恩来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开始探讨中美有没有联合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可能性。显然，苏联“老大哥”已取代美国，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对中国威胁最大最直接的外部敌人。
为了确认自己对“敌友”的战略选择，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重点是中国对苏对美的战略取向，并形成书面意见上报，供中央决策参考。毛泽东认为，四位老帅都具有战略眼光，他们研究的意见会更稳健、更成熟。毛泽东特别指示由周恩来直接抓这个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二月逆流”后，这四位老帅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靠边站”，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周恩来立即召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布置工作：第一，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抽掉相关精干人员和提供相关涉外资料配合四位老帅研究；第二，四位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由陈毅主持，研究国际形势；第三，特别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研究的时候思想不要被框住，不要受刚刚结束的中共九大的结论(九大政治报告强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反华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的约束。最后，周恩来特意嘱咐四位老帅说：“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在相关人员的配合和陈毅的组织下，四位老帅不顾年事已高(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立即进入角色。从1969年6月7日至7月10日，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最后形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并于7月11日上报毛泽东和党中央。他们认为：第一，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苏联在中苏漫长的边境集结重兵，不断制造紧张空气，挑起争端。与此同时，苏联还倡导建立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妄图在中国周边地区组织一个反华包围圈。第二，美苏争霸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新态势，美国有联中抗苏的战略需求。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使华盛顿意识到,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正受到苏联日益加强的军事实力和军备扩张的威胁。作为美国盟友的西欧、日本经济实力上升，离心倾向逐渐明显。当今，美国认为中国无疑是对苏新的重要的牵制力量。第三，当前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美中矛盾，中美两国都认为最大最紧迫的威胁来自苏联，美中两国在苏联的威胁下找到了共同利益,有相互靠拢的基础和动机。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便一反常态，在多种公开场合频频发出要和中国接触，甚至访问中国的信息，就是美国利益诉求的最好证明。因此，四位老帅郑重建议：我们应该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用叶帅的话讲，就是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中，借鉴诸葛亮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方针，联美抗苏！四位老帅的研究分析报告和建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联手制衡苏联的决心。实现中美高层直接对话，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突破口，对此，中国方面煞费苦心。
刊“照片”向美国“示好”
1968年8月9日，尼克松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久，对一家杂志说道：“我们必须不要忘掉中国，我们必须不断寻找机会同它对话。”1969年1月，尼克松成功就任美国总统。1970年2月，尼克松在向国会报告中使用了中国“伟大而生气勃勃的人民、有天赋和有教养的人民”等友善词语，表示美国要“尽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从3月到7月，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旅行和贸易。10月初，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10月26日，尼克松在一次外交酒宴祝酒辞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称“共党中国”)。尼克松还通过第三方如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和巴基斯坦领导人转告中国领导人，表达美国迫切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意愿。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当然知道尼克松的态度，而顺利实现尼克松访华无疑是改善中美关系最关键的一步。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成为不共戴天的夙敌，朝鲜战争后中美两国更是老死不相往来，在公开场合双方外交人员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能引起轩然大波。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休会时不期而遇，当周恩来伸出手想与杜勒斯握手时，杜勒斯却旁若无人地离开了，弄得周恩来很尴尬。虽然这条新闻为坊间传闻未经证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杜勒斯只出席约一周的会议就回国了，回国前他特意嘱咐留下主持美国代表团工作的副国务卿史密斯“不准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史密斯在个人观点上是愿意与新中国友好的，对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做法也是有保留的。他在私下里还表示过不同意杜勒斯的做法。周恩来了解到史密斯的态度后，就想会会他。第二天会间休息时，当史密斯一个人走进会场吧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不经意”地也走向吧台，装出要跟史密斯握手的样子。这时，史密斯右手夹着雪茄，左手端着咖啡杯，见周恩来要跟他握手的样子，连忙把原来端在左手的一杯咖啡迅速换到右手，以此向周恩来表示歉意：你看，我右手正拿着东西，不便和你握手了。但史密斯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打了招呼，还主动用他的胳膊和周恩来的胳膊碰了碰，表示友好。后来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特意向尼克松提起此事，尼克松大笑不止。总之，中美接触极端敏感，美国总统访华尤甚。
如何为尼克松访华作好铺垫，营造良好的气氛，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中国政府除了通过第三方与美国接触外，还打破常规，以“照片”向美国“示好”。在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毛泽东邀请来华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和他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第二天，毛泽东和斯诺共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被赫然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显要位置上,报纸的右上角还特意刊登了一句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斯诺能享此“殊荣”，缘于他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进行了实地考察采访，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937年10月，此书以《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在伦敦公开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了极大轰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的钦佩溢于言表，为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立下了开拓之功。斯诺也因此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私交甚厚，有了深深的“中国情节”(1972年斯诺在瑞士去世后，按其遗嘱，部分骨灰葬在北京)。1960年和1964年，斯诺应毛泽东邀请访问中国，受到热情接待。毛泽东指示刊发他和斯诺在天安门的照片的真正用意，就是让美国看到中国高调对待一个美国人的真实用意——美国政府应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使尼克松访问中国早日成行。遗憾的是，美国人不明就里。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这种“转弯抹角的暗示”显然“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以致美国政府没能“在关键时刻理解到他的真意”。
凌晨拍板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接到主办方日本的邀约。毛泽东在国家体委的请示报告中做出了“我队应去”的批示。这样，已经因“文化大革命”连续缺席两届大赛的中国队又重新回到了国际乒乓球大家庭中。正是在这届大赛中，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中美乒乓球队员邂逅小插曲，导演了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让美国人明白了中国政府的“真意”。
1971年4月4日，世乒赛5个单项的比赛全面展开。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19岁的大学生科恩在与中国运动员同馆练习后，一身大汗走下楼时，竟然找不到他来时搭的车了。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辆带有世乒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情急之下他连连招手，大轿车在他身边缓缓停住了后，他想都没想就一个箭步跳上了车。当他漫不经心地抬头四顾，吃惊地发现同车的全是中国人。在大轿车里坐着的中国乒乓球选手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穿着印有“USA”字样的喇叭裤的“嬉皮士”美国运动员，大家面面相觑。车子发动了，在经历了短暂的尴尬后，科恩突然大大咧咧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有没有翻译？”找到翻译后，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起自己的意思：“我的头发，我的帽子，我的衣服看上去都很滑稽，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听到科恩的话后，坐在大轿车最后一排座位上三届世乒赛男单冠军得主庄则栋站了起来。他来到科恩身边，微笑着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你在我们国家有许多朋友。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说着，庄则栋从随身背着的挎包里掏出一件精美的小礼品，那是一面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上面绣着一幅优美的黄山风景画。“天啊！”科恩叫了起来……车很快到了宾馆。当庄则栋与科恩有说有笑地下车时，正好给候在门口的几个日本记者看到了，他们交谈、握手的照片第二天就上了日本《读卖新闻》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世界媒体都抓住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大肆渲染。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海外关系”十分敏感，唯恐躲避不及，更不要说同美国人接触了。大家都为庄则栋捏了一把汗。
4月5日，科恩在比赛场地找到了庄则栋，将一件上面别有美国代表团纪念章的T恤回赠给了庄则栋。科恩真诚地对庄则栋说：“如果你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意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不敢怠慢，立即将庄则栋与科恩交往一事报告了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推测科恩提出要求访华这么重大的事，很可能是美国代表团或者是美国政府的意思，他们建议中国暂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6日下午4时30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4月7日凌晨，报告传到毛泽东手中。这次毛泽东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让秘书拿走归档。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做出批示：立即邀请美国运动员来华访问。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前站”，为尼克松访华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他要秘书马上转告周恩来，请他迅速落实。
4月7日上午10时30分，中国乒乓球队领队宋中将中国政府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通知美国代表团。接到电报的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当即将电报送往白宫。尼克松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科恩得知消息，先兴奋得瘫倒在地，后又坐在乒乓桌上，把头埋在两条手臂之中，久久说不出话来。美国乒乓球队参加完东京赛事后，马不停蹄于4月10日直飞北京，实现了历史性访问。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亲自接见美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当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对华新政策：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的个人签证；允许中国使用美元；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燃料的限制。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周恩来总理与之会谈，并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毛泽东主导的1971年春天的“乒乓外交”，以小小乒乓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20多年的国门和冰冻的政治僵局，震动了地球。5月30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颇有诗意地说：“4月7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乒乓球一弹过去，就转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地球，震动世界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