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域调整，变化最大的是内蒙古地区。清代以前，内蒙古地区从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地方行政区域。1636年，漠南蒙古诸部臣属清朝，并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康熙三年(1664年)，清政府以数千里大漠(今中国和蒙古国边界一带)为界，划分了内蒙古和外蒙古。“内蒙古”这个地区称谓沿用至今。清朝结束后，袁世凯当政时对内蒙古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分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国民政府时期又将三个特别区改为行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三省的设置对当时稳定边疆、巩固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政策是从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统治出发，却使内蒙古被分割统治于新设行省之下，当时就说有人：“内蒙古之名词已不复存在”。
乌兰夫“单刀赴会”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共同出兵中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在国共两党势力尚未到达之际，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地带。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部分蒙古族革命者、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曾在伪满兴安省任职的官吏也在苏蒙军的支持下，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蒙古民族自治运动，相继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等三个组织与机构。中共意识到，适当地解决内蒙民族问题，对于能够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以及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联系非常必要。但是，这些组织与机构的某些要求与做法已经超出民族自治的范围，比如，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当地苏蒙联军的支持下，不但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而且制定了“内蒙古独立宣言”和“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
临时政府每天“打铃上班，升降国旗”，俨然一个独立的国家。如何顺应内蒙古民众的呼声，又不致埋下民族分裂的隐患，成为当务之急。为解决复杂的局势，10月上旬，中共中央委派乌兰夫(汉名云泽) 等赶赴苏尼特右旗。在他的斡旋下，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各派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实现自由联帮(邦)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后来将乌兰夫这次行动称作“单刀赴会”。“文革”时期，乌兰夫受到迫害，被冠以“反党叛国”的罪名，周恩来却为之伸张正义，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乌兰夫同志能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事。”
“四三”会议
与中共高举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旗帜相反，国民党却一再压制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实行高度自治的呼声，为了强调热、察、绥各省地位，消减“内蒙古”一词可能引发的民族问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下令避免在其文件或报纸上出现“内蒙古”字样。同时还抓住与中共有联系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一些过激口号和做法，在宣传上给中共戴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针对这种情况，1946年2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内蒙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的指示电》强调，“国民党现利用所谓内蒙独立问题大造谣言，已引起国内外注意，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
对于民族自治，蒙古族人民希望“统一的地方自治，不愿分盟的自治。主张各盟旗统一于一个蒙古地方政权，这一政权受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而不愿各盟分属各省政府领导”。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四三”会议在承德召开，会议协商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各方同意放弃“独立”的目标，在中共领导下实行民族自治，实现东西蒙的统一。
1946年8月，乌兰夫开诚布公地向中央提出，蒙古族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能够恢复历史上的内蒙古版图，实现东西蒙地区的统一。11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考虑成立内蒙自治政府的指示》回复：“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同时，中共中央也提出，“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不仅如此，毛泽东此时还在考虑通过民族自治实现内外蒙统一并回归中国版图的设想，不过这个设想其后在试探性地提出后，遭到斯大林和米高扬的坚决拒绝。
1947年4月23日至5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召开，通过了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暂行组织法大纲，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和临时参议会组成人员，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自治政府成立时，直接管辖的区域有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等5个盟共30个旗1个县和3个市，哲里木盟暂由辽北省管辖，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暂由热河省管辖。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则在国民党绥远省的统辖之下。因为当时内蒙古相当大的区域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民族区域自治只能在中国共产党所管辖的地区进行，所以进一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还取决于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划定版图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乌兰夫向中央领导呈送了关于内蒙古基本情况的报告，周恩来批示印发与会代表，中央领导随即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当时就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他在会下征求乌兰夫意见时，还谈道：“……把阿拉善和额济纳也划归你们，因为那里也是数百年来蒙古族人民休养生息的地方……”关于自治区领导机关的驻地，决定先由乌兰浩特迁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至归绥(今呼和浩特)。
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和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内蒙古的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也在稳步发展。东北全境解放后，中共中央整个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域进行了调整，撤销了辽北和辽西等省，并于 1949 年5月正式将属辽北省管辖的哲里木盟和属热河省管辖的昭乌达盟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领导。1949 年9月，内蒙古全境获得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2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并在12月下旬将领导机关驻地迁至张家口。
1950年4月，在新中国成立半年后，周恩来电邀乌兰夫到京商讨内蒙古自治区的划界问题。据回忆，当乌兰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时，只见地毯上铺着一张偌大的中国地图，总理单腿跪着，左手举着放大镜，右手握一支红蓝铅笔，正在内蒙古地域上勾画着。周指着他用红铅笔标注的张家口以西的柴沟堡问乌兰夫：“这里以东划归河北省，以西划归内蒙古如何？”乌兰夫点头表示赞同。当周恩来用红笔粗粗地把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勾画出来后，站起来对乌兰夫说：“这样把西部的绥远省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划归内蒙古，就会形成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了。”乌兰夫详细地看了一遍地图上用红笔画出的内蒙古边界，不禁赞叹道：“总理，您对内蒙古的历史版图很熟悉啊！”秘书在旁告诉他：“总理这些天，日夜研究了清朝时期、国民党时期、甚至日伪时期的内蒙古版图。”突然，盯着地图的周恩来兴奋地说：“你来看看，乌兰夫同志，内蒙古的版图像不像一匹在草原上腾飞的骏马？”乌兰夫再仔细一看，大笑道：“像，太像了，这真是一个重大发现!”
事后，周恩来把内蒙古划界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做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
落实“骏马图”
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周恩来和乌兰夫共同绘制了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但这幅“骏马图”的完全落实却需要一个过程，其中，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的撤销便是其中的重要步骤。
由于察哈尔盟南部与察哈尔省北部毗邻，两个地区土地交叉，蒙汉杂居，农牧业矛盾比较尖锐，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经济建设。为了明确划定两省区之间的界线和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察哈尔省人民政府经过反复协商和多次实地勘察，于1950 年9月完成了内蒙古察哈尔盟与察哈尔省之间的划界工作，察哈尔省管辖下的多伦、宝昌、化德 3 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2 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
绥远省位于内蒙古中部，地域辽阔，面积 33万平方公里，人口 236 万。这里既有蒙古族聚居的盟旗，又有民族杂居的市县。内蒙古地区最大的两座城市归绥市和包头市均在绥远省。因此，撤销绥远省建制，实行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合并是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 。
1952年2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为内蒙古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法规依据。但“蒙绥合并”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理解上的偏差，有人认为“蒙绥合并后内蒙古自治区面积过大，东西距离太长，不便管理”；还有的认为“历史既然形成内蒙古蒙汉杂居，设省置县的现状不必再改变”等等。
1952年初，周恩来召集内蒙古、绥远、华北局、新疆分局的领导人和政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他说：“推行内蒙古区域自治还有阻力，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没有真正理解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质，还不了解党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意图。”他提到，毛主席对蒙绥合并有明确指示：“蒙绥合并问题要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人要欢迎汉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一扇门是汉人要支持把绥远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1954年3月6日 , 绥远省建制及其军政机构撤销，原绥远省辖区全部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4月25日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归绥市改名为呼和浩特市。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1956年1月1日，国务院根据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的决议，决定撤销热河省建制。在承认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指导下， 将热河省以农业为主的承德地区和北票、朝阳、阜新、建平等县分别划归河北省和辽宁省；将以牧为主、农牧并举的翁牛特旗、喀喇沁旗、敖汉旗、赤峰县、宁城县、乌丹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4月3日，国务院第26次全体会议正式批准，将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随后，取消了巴彦浩特蒙古族
自治州，恢复了阿拉善旗建制，改额济纳自治旗为额济纳旗，并将这两个旗合并为巴彦淖尔盟。巴彦淖尔盟管辖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和巴彦浩特市。至此，内蒙古实现了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骏马图”最终“绘制”完成。
但是，这幅“骏马图”在“文革”中还出现了一段反复。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决定自1969年8月1日起，把一些原来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划出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撤销省、省级自治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变更省界由国务院决定。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停止办公了，撤销内蒙古自治区的决定无法做出，国务院还存在，只能由国务院做出改变内蒙古边界的决定。1969年7月，国务院决定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邻近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这样，内蒙古自治区虽还存在，但只剩下中间一部分了。
“文革”结束后，内蒙古人民要求把划出去的地方再收回来的呼声很高。乌兰夫也向中央提出了归还内蒙古自治区地域的要求。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79)中发42号文件《关于恢复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决定》，从1979年7月1日起，恢复内蒙古原来的区划。被分割出去十年的区域又划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