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又被押回南京，但禁闭他的不再是狭小的牢房，而是宪兵司令部一幢宽敞的小楼。房间开有两个窗户，远离其他建筑物，非常僻静。房间里摆着书架，挂着厚厚的窗帘，并有沙发橱柜等家具，多少有点生活气息和温热之氛。
伙食也改善了。经过几天养歇，陈赓的身体已经恢复。白天他拼命睡觉，到晚上又失眠了。他头枕着两手，仰卧在床上，已经睁着眼睛躺了两个小时，毫无睡意。他一直盯着天花板下那闪烁不定的灯光。
他睡不着。
天花板下那盏灯也没睡。它必须彻夜长明。
还有门板上一个反装的门镜也没睡。它是唯一的一个只能从外面往里看，而不能从里面往外看的洞眼。楼道里的巡逻哨，脚步声像钟摆一样均匀……他想过妻子，又想儿子，又想到党。不知组织是否知道他在狱中的情况？曾给他往外带纸条的看守张良城被枪杀了，文书小金又遭逮捕。肯定有叛徒，他不能再让内线暴露了。可这样拖下去，岂不拖成个活死人？他一下跳了起来，咒骂他们没有枪毙他，此刻，生的痛苦远比死的恐惧更强烈。死，意味着折磨的结束。
很快，渴望逃跑的心情控制了他。他觉得那条伤腿也有劲了，在50米之内不会落后于普通人。命运之神曾献给他九死一生，为什么不能争取第11次成功？他没事儿就活动腿，并刮了胡子，换上像样的衣服。他提出要去逛公园，看戏。早已通过窥镜观察到陈赓变化的看守长心中暗喜，深感蒋委员长软化有术。他把陈赓的要求报告给宪兵司令谷正伦，谷正伦一口答应。
逛玄武湖那天，天下着小雨，到处都是跳动的雨伞。几个跟随的看守始终盯着他，逃跑是不可能的。
又过了几天。特务们陪陈赓去看戏。看着戏院渐渐坐满，灯光渐渐黯淡，陈赓突然站起来大喊：“我是共产党红军师长陈赓！”剧场里顿时哗然，座位劈啪乱响，有观众站了起来，有观众围了上来。有个新闻记者在场，不停地用镁光照相。陈赓刚一拔腿，就被身边四五个特务按住，不容分说，把他架出塞进等候在外的汽车。
从此，陈赓失去了到公共场所的自由。
特务们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弄来几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来陪他吃饭、喝酒、打麻将。陈赓大骂：“无耻！”把她们统统推到门外。这正中看守下怀，他们在外间屋里支起麻将桌，通宵达旦地呼五吆六，吃喝玩闹，让陈赓一个人在里屋生闷气。有时气极了他就破口大骂，特务们也无可奈何。
一天，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来了一名法官，持有证明，要单独审讯陈赓。
审讯厅里只剩下法官和被告时，法官阴郁的目光环视着窗户、墙壁和门，用手掩着嘴干咳了一声，点头示意陈赓坐下。
“国民政府派我来单独审讯你，希望你从实招来，不得隐瞒！”
陈赓讨厌地瞄了他一眼。
“你叫什么？”法官问。
“明知故问！”
“多大年龄？”
“1903年2月27日午时三刻生于湖南湘乡县二都柳树铺羊吉安，父亲陈绍纯、母亲彭学娴，祖父陈益怀，有弟六人，本人排行老二。1922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陈赓故意一口气说完自己的简历，没有人能听得清，记得住。
法官两个胳膊肘往桌上一架，用手掌托住额头，不急不愠地加了一句：“过去是共产党员。”
“现在也是，将来仍然是。”陈赓重复了一遍。
法官没有再反驳他，而是竖起手掌，在掌心里写了一个“麻”字：他们的目光相遇了。陈赓的黑眼珠开始显出惊讶的神色：这不是他与其他地下党接头的暗号吗？他无声而疑惑地凝视着法官。
“麻老广派我来的。家里人要我通知你，正在给你准备吃的。你要暂时改变一下态度，不要肝火太旺……”法官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里。
“真的？”陈赓问。
……法官说到这里停住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了。审讯室里只听见各自有节奏的呼吸声。陈赓急不可耐地等着法官把话说下去，但他却沉默不语。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进来一个穿着黑制服的宪兵，手里提着一副亮晃晃的手铐。
“把人带回去！”法官大声吼叫着，脚下踢得什么东西咚咚响。
回到看管室，陈赓心里翻腾开了：这究竟是福音，还是陷阱？法官说的麻老广他确实认识，暗号也对。但这个法官他却从不相识，嘿，管它呢，先按他说的办，不就少骂几句嘛……
过了几天，法官又来提审他。一般问话之后，法官终于走近他身旁，低声说道：“一切已经就绪。3日晚饭后，注意脚底下……”
三天就像过了三年！
第三天，陈赓吃完晚饭后，先窗前窗后观察了一番。窗外面钉着粗大的铁栅，窗口离地面三米多，跳不出去。外屋里特务和几个女人正在调笑，麻将抄得山响。门口也无法通过。脚下？脚下是坚固的木纹地板……他多少有些疑惑。
但他决不放弃这次机会，即使被发现了，顶多是个死。
他站起来两次。一次他踮起脚尖贴近门板，听听外面是否有人偷看。另一次，他小心翼翼拿木片塞进门底下的缝，免得门被突然推开。
后来，外屋响起了八下钟声。那冗长的声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震耳，这般凄惨。房屋渐渐变得昏暗，灰白色的点点星光开始布满天空。白色的窗帘慢慢变黄，又由黄变蓝，最后慢慢染上一层黑色，跟夜空的颜色一样。
已经是漆黑一团，只有星星在天际上闪耀。
突然随着两声轻微的“嘎吱”，两块地板条脱落，露出井口大的一个洞，从洞里伸出来个竹竿头。陈赓紧张极了，脖颈和额头上青筋突露。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抓住竹竿就往楼下滑。落地一看，又是一惊：两个宪兵持枪站在下面。这像是一间仓库，到处都是木箱、旧家具。
脉搏跳得越来越乱，陈赓额上沁出了汗珠。
两个宪兵却不说话，把他抬起，轻轻装进一个大木箱子，用铁丝捆上，贴上封条。木箱被抬上了汽车。按了一下喇叭，汽车开出了宪兵司令部。
过了一段时间，汽车停了。箱子被抬往楼上，重重地放在地上，不一会儿，箱子被打开了，一个宪兵笑吟吟地扶他出来。一个大嫂帮他揉背……这一切如同做梦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在那一瞬间，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从窗口，他闻到了田野的清香，火车的浓烟味和煤味，也略微闻到了一点真正的春天的气息。
宪兵关了灯，对陈赓说：“全市已经戒严，你先在我家住下，等风声过了再走！”
陈赓在这名地下党员家里住下。白天怕有人进来，他躲在床的后面，立在蚊帐和墙壁之间的空隙里。外人进来时，宪兵的妻子就到床尾放马桶的角落里装作蹲马桶，用马桶前的布帘子挡住，来掩护他。
第三天晚上，宪兵给陈赓拿来一套宪兵服装，叫他换上，戴上墨镜，从容地登上了去上海的宁沪夜车。
关于陈赓的逃脱，一直有着种种说法，笔者选择以上一种，的确是因为它最富传奇色彩。有人说是看守在后窗给他吊了根绳子，他是攀着绳子下来逃走的；也有人说是在后窗放了一个梯子，他是从梯子上走下来逃走的。总之，或有内应，或有外援，都是因为当局放松了对他的看守才得以脱逃的。陈赓在自传中也说明这点：“在狱凡四阅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我丝毫未为所动。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据可靠资料得知，宋希濂、宣铁吾等十名国民党中的黄埔学生曾联名向蒋介石保释过陈赓；另外加上宋庆龄等人的奔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营救。抗战在即，蒋介石也怕背上“恩将仇报”的恶名，所以做了“顺水人情”。
尽管有各种传说，但从史料来看，宋庆龄等要求释放陈赓等人的奔走呼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宋庆龄为陈赓的案子曾找到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她骂得俯首无言，虽然不敢杀害陈赓，却不愿意放他出来。宋庆龄等又找到汪精卫、罗文干，当面又向他们要求即刻释放陈赓等人，并且书面提出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宋庆龄等还到监狱探望陈赓等人，让记者向外界报道。中共党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营救他。蒋介石迫于压力，没敢杀害陈赓，有意无意放松了对陈赓的看管，使他有了逃脱的可能。
陈赓离开南京，跑回上海，又到了江西境内。中央苏区的敌军工作做得“非常好”。沿路都是由各县的地主武装——民团护送的，这个县的民团送到下一个县的民团，一个县一个县地交接，一直送到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