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经过多年的征战，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对于顶梁柱和救命恩人，清王朝并不吝惜它的赏赐，给了他极高的封赏，此时的曾国藩荣宠至极。然而，这并没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慰，相反，他却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惊心。他在一首给其弟曾国荃的诗中，道出了当时的境况和心态：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无独有偶，二十年之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在万里之外的英伦，也写下了意象相似的诗文：
不可淹留是岁华，鬓毛斑白尚天涯。
深知恋栈空馀豆，颇欲安炉去炼砂。
故国音书多懊恼，中年诗集半伤嗟。
低头一拜陶彭泽，万事乘除问酒家。
诗中提到的屠羊说和陶彭泽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嘉言懿行竟令声名煊赫的曾氏父子对其顶礼膜拜呢?
屠羊说是《庄子》中的一个人物，故事是说春秋时楚昭王丧失了王位，屠羊说跟随昭王逃难。后来，昭王回国又夺得了王位，要赏赐跟随他一起逃亡的人，包括屠羊说。屠羊说却说：“大王丢失了王位，我失去了屠羊的职业;现在，大王恢复了王位，我也恢复了从前的职业。既然我的俸禄已经恢复了，又何必再行赏赐呢?”
昭王执意要奖赏他，屠羊说说：“大王失国，不是我的罪过，我不能接受惩罚;大王复国，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赏赐。”昭王打算接见屠羊说，屠羊说又说：“根据楚国的法令，只有建立大功的人才能觐见国王，而我的智谋不足以保存国家，勇力不足以杀死敌寇。吴军进攻郢都的时候，我是畏惧艰难而逃避，不是一定要追随大王。现在大王要违背法令来接见我，普天之下，我没有听说过这种做法的。”
昭王觉得屠羊说虽然地位卑贱，然而陈义甚高，准备让他担任三公的职位。屠羊说说：“我知道这三公的职位比在集市上屠羊地位尊贵得多，所得的俸禄也优厚得多;然而，我怎能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王蒙受妄施的恶名呢!我不敢当，还是让我回到集市上继续从事屠羊的职业吧!”最终没有接受昭王的赏赐。作为一个重义轻利的典范，屠羊说备受后人推崇，《新唐书》里就记载了一个名叫李渤的人的事迹，展现了与屠羊说同样的精神风貌：
李渤字濬之，魏横野将军、申国公发之裔。父钧，殿中侍御史，以不能养母废于世。渤耻之，不肯仕，刻志于学，与仲兄涉偕隐庐山。尝以列御寇拒粟……
元和初，户部侍郎李巽、谏议大夫韦况交章荐之，诏以右拾遗召。于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诏、币即山敦促，渤上书谢：“昔屠羊说有言：‘位三旌，禄万钟，知贵于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贱贾也，犹能忘己爱君。臣虽欲盗荣以济所欲，得无愧屠羊乎?”不拜。
至于曾纪泽诗中的陶彭泽就是陶渊明，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因曾做过彭泽县令，故有此称谓。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常常为人们津津乐道。他曾自况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他这种不随流俗的心境和行为在后世也深得嘉许。《宋书》说他“少有高趣”。《旧唐书》赞颂他是“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遥泉石，无意于出处之间”。宋人洪迈在他的名作《容斋随笔》里更是称誉他“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
不论是深为曾国藩推重的屠羊说，还是曾纪泽心向往之的陶彭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萦怀个人的名位和待遇，这就使得那些自感人生不如意的人们对其产生了心灵感应。
时至晚清，政象纷纭，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国藩达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谓名既大，谤亦随之。在他享有极大极高尊崇的时候，非议之音也纷至沓来，“左列钟铭右谤书”。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轻。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曾国藩，又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历练，深知“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意识到“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祸咎之来，本难逆料”“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惟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这样，才能“持盈保泰”。也难怪曾国藩对屠羊说如此崇拜了!
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曾国藩死后，曾纪泽袭封“一等毅勇侯”，地位仍然十分尊崇。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干才，他被遴选去从事外交事务。1878～1886年间出使英、法、俄。1879年因崇厚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丧权太甚，举国哗然，清政府迫于舆论，拒绝批准条约，并于1880年派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充出使俄国大臣赴俄谈判，力图挽回损失。面对如此不利局面，曾纪泽不避艰辛，决心完成“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曾惠敏公遗集》卷三)。他分析形势，认为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力已大受损伤，且与英国等国有矛盾，不会再对中国发起一场战争，俄皇与其外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结之意。而左宗棠手握重兵，驻扎西陲，可以作为后援，因此，事情犹有可为。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反复辩驳，终于于1881年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争回了部分权益和领土。这是曾氏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件事，为其生前身后赢得了美好的声名。
但是，在不久以后的中法战争和中法交涉中，曾纪泽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作为行走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臣，他有责任和权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对时局的设想，曾纪泽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努力向最高决策者进献忠言，希望能为国家再争得一线生机。本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国力已经颇有些气象，而法国经过普法战争的失败之后，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统筹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场上与之一决高下，在谈判桌上与之腾挪周旋。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实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审时又昧于大势，仍是一味地妥协退让，致使曾纪泽的真知灼见在中法交涉中没有发挥积极的效用。交涉的不利结果和来自国内的训示让他懊恼，他深感自己的无力与无奈，思忖年华渐逝，鬓发已衰，他只能随缘了。此时，陶彭泽闲静、淡远的人生态度自然令他心有戚戚了!
曾氏父子都感到世事无常、祸福难测——“人间随处有乘除”，但他们生活的年代不同，人生遭际不一样，具体的人生态度也稍有差异：曾国藩位尊权重，深忌“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因此很超然——“万事浮云过太虚”;曾纪泽承袭父亲勋名，有才，但不能见重于当道，“一腔愤血，何处可洒”?似有听天由命的味道——“万事乘除问酒家”。不同的人生态度影响了他们以后各自的行程：曾国藩谨小慎微，获得善终，死后谥号“文正”，备极哀荣;曾纪泽的主张因与最高当局的决策相抵牾，先是被免掉出使法国大臣兼职，后又被召回国，在京城做着不大不小的闲官，“不得当路之助”(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颇不得意，郁郁以终。
曾氏父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陶铸出来的精英，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影响下，他们具备了一些传统士大夫所没有的因素。曾国藩是洋务派的地方首领之一，曾纪泽似乎走得稍远，他精通英语，目光新锐，持节外洋，在中外交涉中折冲樽俎，为国家挽回了些许权利。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充溢着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仍属于传统的士人阶层。在晚清诡谲的政局中，他们本能地将思维指向旧有的诗书典籍和他们心目中的名人贤士，在那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