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调到延安军委作战局工作，与彭老总有过一面之交。但直到1954年6月，我调到彭老总办公室工作，任分管军事的秘书，才开始真正接触、了解彭老总。虽然我在彭老总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长，1957年下半年即离开，到军事学院学习，但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使我了解了彭老总作为军事家以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毛泽东年谱》时，组织了一个审读会，邀请我参加，因为我对解放战争这一段比较熟。去了以后，我看到《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3、284页编进了一个材料。1948年2月，彭老总率领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关中，在延川住了两天。他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小贩。根据调查结果，2月14日，他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说现在延川很萧条，纳税商户只有13家，且没有一家雇人的，都是小本经营，卖枣子、馒头、针线、火柴、土布、棉布之类的。一年实际上总共只收到9石细粮的税。彭老总建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活跃经济。
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非常重视，明确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当时解放区人口1.6亿，县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包括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庄。可以说，毛泽东接受彭老总的建议，活跃了城乡经济，使1.6亿人得到了好处。
从工作分工上来说，彭老总负责指挥打仗，地方工作是西北局的事。也就是说，他完全不管这件事，也不能说他失职。但是，彭老总始终非常关心经济。他常常说，军事仅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跟着他出差，无论到哪，他都关心经济，注意调查研究，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收入。
由此，我又想起了1959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信。这件事的过程和后果，现在是众所周知的。我想，如果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接受了彭老总的意见，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两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彭老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负责军事的。他的夫人浦安修说，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多管经济呢？彭老总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我看到了不能不说。
彭老总不仅关心经济，也非常懂经济。《彭德怀传》中专门有一章叫“大将理财”。我举几个事例，具体说明一下：
1937年12月, 彭老总从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每斤八九分钱，1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老总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老总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收购粮棉。其后，他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持久。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处掠粮。朱德和彭老总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他们特别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他们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的山内公路销毁。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没有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或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没想到也做不到的。
解放兰州以后，1949年8月26日，彭老总破例宴请第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因为当时的干部都比较年轻，很快就把饭菜吃光了，彭老总又让饭店给每桌上了一些点心。吃完后，管理科长带着银元去结账，按照事先说好的价格，数了一下就交给了饭店会计。饭店会计说赔本了。管理科长回来专门向彭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说，企业经营要有利润嘛，有利润才能发展，才能交税。后来管理科长又找到饭店经理和会计，问清经营成本和利润，又给了他们一些银元。饭店经理非常激动，连声感谢，还说解放军真正是公买公卖。这件事第二天在整个兰州市传开了，商店纷纷开张。
旅途、行军，是彭老总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弃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好坏，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老总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他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我觉得，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提倡学术自由，为《小二黑结婚》写评语
彭老总一贯主张学术自由，不仅在军事学术上如此，而且对于社会上的一般问题也是如此。他这样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举两个例子。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山药蛋派农民作家赵树理写了著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但出版却是一波三折。先是地方领导看了以后不敢批准出版，说小说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好。后来小说又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宣传部多数人也认为不好，只有部长认为还可以，给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看。浦安修是做妇女工作的，主张婚姻自主，看了《小二黑结婚》以后觉得可以，就给了彭德怀。彭德怀一看，说没有什么问题嘛！农村中个别干部工作作风不好，这也是事实！尽管如此，华北局宣传部对出版《小二黑结婚》仍然是小心翼翼，特意请彭老总写了一个简短评语，印在书的扉页上。书出版以后，还是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好，另一种意见是觉得歪曲了我们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向彭德怀建议在《新华日报》写篇文章，正面宣传一下《小二黑结婚》。彭德怀没有同意，他说，这种事情，让群众看去，争论去，我们不要管。
1957年，我跟他外出到华东勘察了40多天，回来以后，给中央写报告。报告结尾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分清是非。发生了事故，要查明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不能推卸责任。第二个问题，努力的方向和实际工作步骤要区别开来，有的事情不是一步就能达到的。第三个问题，不能把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组织上的服从混淆起来。彭老总特别强调，学术上应自由讨论，没有争论就不能得到真理，就不会进步。真理是不怕争的，怕争就不会是真理。我们应该提倡学术自由讨论，探求真理。在革命部队中，下级服从上级是必要的，不然就乱了。但是这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不是一回事。如果以势压人，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学术争论，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是一种害怕真理的表现。不过这一关，我们的军事学术就会停滞不前，国防事业就会受到损失。
行事审慎，咬文嚼字
彭老总一身正气，给人的印象是“大老粗”。但据我所知，彭老总做事是非常细致、审慎的。他遇到事情，除非是急事，总说大事不忙，暂时考虑不成熟的，先放一放，睡上一觉，第二天再考虑。
彭老总一辈子没怎么上过学，但是文字功底很深，在一生当中写下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包括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搬离中南海，住到京郊挂甲屯，仍写了大量的东西。从彭老总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能感受到彭老总做事的细致、审慎。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值班，《人民日报》打来一个电话，说有一篇社论请彭老总审定。后来彭老总问我有没有看他改动的地方，我说只是粗粗看了一遍。他说：你注意，原稿中有一句话“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奋斗”。这句话非常不妥，动员令只有全国人大通过才能发，怎么能这样随便发呢？我把这句话改成了“全国人民要一致努力，为解放台湾而奋斗”。
1958年2月18号，《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元帅和士兵的愿望》。原稿中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军队各项工作要大跃进”。彭老总把“大跃进”改成了“大发展”。他认为“跃进”指的是质量的变化，而当时的军事工作还只是数量的发展。由此可见，他是非常细致的人。
1958年成都会议以后，彭老总去了一趟贵州。遵义市委请他给烈士纪念碑写一个碑文，他就写了一首诗《忆长征》。这首诗的原稿后来丢了，现在找不到了，非常可惜，彭老总的草书写得不错，相当有特点。值得庆幸的是，这次陪同彭老总到贵州的办公室主任王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首诗，1996年《解放军报》刊登了。这首诗既不是旧诗，也不是新诗，兼有旧诗和新诗的形态，虽然不那么押韵，但每一个字都非常讲究。我举前面四句作为例子说明一下。第一句是“八一炮响我军前身”。彭老总没有写“八一炮响我军创始”，为什么呢？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打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号，没有正式打出共产党的旗号，用“前身”这个词更准确一些。第二句是“秋收起义革命工农”。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正式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号来了。第三句“两路会合组成红军”，指的是朱德、毛泽东分别率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用词非常精确。第四句是“井冈割据各地响应”。彭老总虽然没有讲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创始”，但他对八一南昌起义评价极高。他说，十个元帅，除了徐向前、罗荣桓和他自己，七个元帅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此外，像粟裕、陈赓等一批具有深厚军事素养的人，也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彭老总还说，光是农民起义的队伍，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必须和懂军事专业的军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力量。因此朱德带领这么一批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八一南昌起义余部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能小看的。
始终不忘本，爱兵如子
彭老总出身贫苦，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元帅。他身居高位以后，始终不忘这个“本”。我认为，这是他作为当代中国杰出人物最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关心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爱士兵等等。甚至很多人说他爱骂人、训人，也有这个因素在内。
彭老总业余爱好下棋，常常找身边工作人员下。下棋的时候不分元帅、士兵，彼此都丝毫不让。彭老总带领西北野战军的时候，经常找我的亲密同学高瑞欣下棋。高瑞欣曾经跟我说他和彭老总下棋的趣事。有一次，高瑞欣好不容易赢了一盘棋，平时他赢棋很少。彭老总就说，小高啊小高，你这个棋还是高啊，可是你这个子长不高了。高瑞欣说，你棋艺高，可是你这个子比我高多少？你也长不高了。可见，在这种场合，没有上下级关系，是平等的。朝鲜战争爆发后，高瑞欣到志愿军总部工作，又见到了彭老总。彭老总非常高兴，说小高来了，欢迎欢迎，现在忙，等空闲了咱俩杀几盘。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不久高瑞欣就和毛岸英一起牺牲了，没有能够和彭老总再下棋。
我到彭老总办公室工作以后，也常常看见彭老总和警卫员下棋。一开始他们都还非常平和，规矩很严，约法三章，可是最后往往相互悔棋，下着下着就吵起来了。浦安修说，你们吵什么吵！吵得我想看书都看不下去了。元帅和士兵为下棋吵架，很有趣。
彭老总作为军事统帅，非常关爱士兵的生命。1957年3月，我随他到杭州视察一个国防工程施工现场，一个副师长向他汇报说施工过程当中有工伤事故。他一听就火了，说工伤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关爱士兵无论如何要摆在第一位，一个士兵从小孩子长到20多岁不容易，家里付出多大心血啊！要是你们的孩子在这儿施工出了事故，你们会怎么样？这给我印象很深。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彭老总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有一次他外出视察，正遇到有支部队在山坡上休息，传令兵拿着小旗在前面开道，喊让让路。有一个战士就是坐着不动，彭老总当时训斥说，躲开。不料，那个战士却爬起来打了彭老总两拳。彭老总看了一下，没有理会，继续向前走。部队排长看见这事，大吃一惊，普通战士竟然打起总指挥来了，怎么得了？于是赶紧把那个战士绑上，追上彭老总，请示如何处理。彭老总一看，急忙说赶紧放回去。这个战士知道打的是彭老总后，连连说犯了大错了，彭老总真是宽宏大量啊！
至于彭老总的脾气，现在一般人都说他爱骂人、爱训人。这个我也有体会。他骂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性的，他考虑必须这样。比如《彭德怀自述》里写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安痛骂了国民党军官何绍南一顿，因为何绍南干了很多坏事，杀人、冒充八路军破坏纪律。挨了这顿骂以后，何绍南再也不敢到陕甘宁边区惹事了。他这次发火是有理性考虑的。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很严，训人也是有考虑的。另一种情况是冲口而出，感情冲动。《张爱萍传》上提到二占遵义时，张爱萍趴在河边小丘上观察敌情，这个时候第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来了，也匍匐趴在那儿观察敌情。不料邓萍中弹牺牲。那个时候天还没黑，而当时只有天黑了才能抬下遗体。张爱萍就爬回来，跟彭老总打电话，刚说了一句“邓参谋长”，就听见彭老总骂：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猪娘养的，统统给我到前面死光算了。有人已经向彭老总报告这一消息了。邓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经地方党组织介绍到彭老总团里工作。彭老总入党，邓萍还参加了仪式。平江起义之后，邓萍当了几天军长，后来就给彭老总当参谋长。彭老总和邓萍感情非常深厚。所以邓萍的死，对彭老总的精神打击非常大，他控制不住情绪。平时彭老总常嘱咐手下，到前方去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老往前面跑；指挥官不怕死是应当的，但是要考虑自己的位置。这次彭老总发脾气完全是感情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