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幼女毛毛讲述：刚到江西来时的父母亲和奶奶。刚刚解除完全监禁的父亲显得苍老而瘦削（资料图）
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除了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他要向毛泽东汇报他自己的情况。他写道：“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此后，他明确地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记得刚来江西时，对“专案组”人员，父亲曾说过：“我还会出来工作。”两年后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确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深信，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是会对这一要求进行考虑的。
父亲在这封信中，向毛泽东提及他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们。他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为了以后和中央的联系，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父亲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虽然当时父亲并不知道他这封信下落如何，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毛泽东的的确确地看到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其实并不知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