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云从商务印书馆店员走上革命道路，组织工农武装暴动，担任中央特科总负责人。他受命为苏区经济工作奠基，又在长征路上“神秘失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传奇陈云》(余玮著)一书曾记述陈云为何在长征路上“失踪”，摘编如下。
由于陈云在红军长征中的一次次出色表现，他在中央红军中的威望越来越高。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长征队伍中突然不见了陈云，连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部队中出现了种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已经牺牲了，更多的人说陈云失踪了。
原来，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党的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大都是通过上海国际的联系。红军唯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已在湘江之战中被毁，因此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渡过湘江之后，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地下工作者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呢？中央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最合适的人选。
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
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征队伍。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的天全县后，陈云才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
为了能使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穿插出去，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的出走，只有极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陈云本人也未把出走的原因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在临行前委托当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把一条蚊帐留给好友张闻天，其他行李衣服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
此时此刻，陈云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战友们分开，他确实舍不得。大家自从离开江西，患难与共、一路拼杀血战到现在，一道跨过了多少山、涉过了多少河？已经记不清了，而今却要在千里之外的川西告别了！
陈云抑制住个人内心的情感，毅然脱下军装，换上了一套当地老百姓的衣服。
如果说长征中时刻有生命危险的话，陈云接受这一使命，其凶险程度丝毫也不比长征逊色。单就离开四川来说就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在四川，陈云人地生疏，又满口上海话，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四川成都指挥“围剿”红军，四川境内军警特务遍地皆是，稍有不慎即可能落入敌人之手。
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在四川天全的灵关殿，党组织特地安排了熟悉四川情况又机智勇敢的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公开身份是天全县灵关村小学校长)护送他出川。同时，还为他安全出川做了一项特殊的安排。
那天细雨濛濛，天色昏暗。陈云和席懋昭化装后离开长征队伍，最后一次回头看看身后部队的宿营地，准备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奔成都、重庆。为了避开追击红军的敌人，他们由小道向荥经县进发。没走多久，从后面跑上来一个人，只见他浑身是泥，慌慌张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原来，这是中央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事先做出的一个安排。此人原是荥经的一个地主，当时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在准备逃往荥经时被红军抓获。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后，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教育局长帮陈云他们安全经过荥经。于是，红军便把他押往灵关殿，待陈云与席懋昭离开灵关殿后，有意让他逃跑。见这个教育局长已赶上前来，席懋昭就主动与他搭话，说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红军而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便讲了自己的实情。于是他们3个“决定”结伴同行去荥经。
从灵关殿至荥经，全是山路，他们翻山越岭，多次避开了敌人的追击部队。这个教育局长同这一路上的民团很熟，因此，有他同行，所到之处，民团都很客客气气地放行。第二天，他们便顺利到达荥经。
到达荥经后，这位教育局长把陈云和席懋昭视为“患难之交”，一定要盛情款待他们，并邀请他们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夜。陈云和席懋昭怕不承“情”引起怀疑，同时也为了稍事休息，了解一下情况，便应下了这个“顺水人情”。这个教育局长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款待的是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常委。
一天，陈云和席懋昭翻过一个陡坡来到坪中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刚到街口就见那边呼啦啦一队队国民党士兵迎面跑了过来。席懋昭不禁心头一紧，看了身边的陈云一眼。陈云微一皱眉，决断地低声说：“继续走，今晚咱们就住这儿！”席懋昭乍一听，有些吃惊，但很快就明白了陈云的意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不禁深深为陈云关键时刻大智大勇、沉着果敢的素养所折服，三步并作两步赶上了陈云。进了镇中找一客店安顿好，然后到附近找一个茶馆坐下，边喝茶边打听。原来是追击红军西去的一股川军。第二天，敌人开走，陈云和席懋昭也继续朝相反的方向迈开了步伐。
之后，陈云化装成江浙商人。他对商人这个行当比较熟悉，满口行话，加上他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外人很难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席懋昭是本地人，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人又非常机智，因此，他们二人很快顺利地通过了雅安，几天后，又平安地到达了成都。
成都，富饶的川西坝子上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眼下却是蒋介石指挥各路军队“围剿”正穿梭于川西大山之中的红军的大本营，往日平和、宁静的气氛代之以一片白色恐怖，警察特务遍布大街小巷，囚车不时呼啸着穿城而过。当时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他曾多次通缉的共产党要人陈云会来到自己的眼皮底下。
在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十分惊奇，他一方面对陈云的勇气感到佩服，同时也为陈云的安全感到担忧。他告诉陈云，这里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于胡先生的难处，陈云是理解的。当时，蒋介石唯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增加了岗哨，整个成都戒备森严，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密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陈云看到成都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逗留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便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尽管在成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美丽传说的城市待的时间很短，更无心领略府南河宜人的风光、观赏杜甫草堂“诗圣”的遗迹、参观武侯祠诸葛孔明的前后《出师表》，但陈云并没有忘记托人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出一则《廖家骏启事》。不几日，报上极不惹眼处全文刊发了这则遗失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1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则再也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是事先约好的暗号，以此表示自己已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
在重庆，陈云又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敲开了刘伯承弟弟家的大门，刘伯承的弟弟自己开了一家药铺，经常有人来往，活动比较方便，陈云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并托人购买到上海的船票，准备前往上海。
几天后，陈云告别了刘伯承的弟弟和几十天来一直护送自己的战友席懋昭。上船前，陈云紧紧握着席懋昭的双手说：“懋昭同志，太感谢你了。这次路上太匆忙，等革命成功后，我要再回到成都来，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席懋昭也笑着说：“好，我到时候一定在成都恭候！一路上请多多保重！”互道珍重，依依惜别之后，陈云踏上了新的征程。
席懋昭完成了护送陈云的任务后，返回雅安。但这时，敌人已获知了他的身份和行踪，正在捉拿他。席懋昭闻讯后马上折回成都，寻找党的组织，但未能找到。后来，在前往仪陇老家的途中被国民党别动队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席懋昭对护送陈云出川一事守口如瓶，敌人也拿他毫无办法。西安事变后，经人保释，席懋昭才脱离虎口。
全国解放后，陈云曾多次托人打听席懋昭的下落，但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83年，陈云才得悉席懋昭在解放前夕因进行革命工作而不幸再被捕，并被押往重庆渣滓洞，与200多名难友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牺牲后3天，重庆解放。这时，陈云百感交集，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之中……
在重庆与席懋昭分手后，陈云坐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几天之后，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与以前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更加严重。陈云一时没有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加上他仅从报纸声明的叛徒名单中就发现有70多人认识自己，因此他只好先去找老朋友、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
安顿下来之后，陈云开始着手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一方面，他通过章乃器的弟弟、当年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地下党员章秋阳找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浦化人等同志，了解上海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一方面他通过潘汉年的表弟潘渭年告诉在香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为了能尽快与白区党组织取得联系，红军在二渡赤水之后，张闻天曾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先行一步，同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组织。再说，潘汉年从遵义出发后，一路经贵阳，绕道广州、香港抵达上海。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此行没有达到目的。最后，潘汉年又从上海转到香港，等待与陈云联系。
不料，工作刚有进展，中共上海局和中共江苏省委又一次遭到大破坏。7月22日，浦化人及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其他几位同志被捕。两天后，共青团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组织部长张信达等8人被捕，文德叛变。
这时，陈云又通过章秋阳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并通过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取得了联系。在苏联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上海地下党又一次遭到破坏的情况后，电示让陈云和由香港前来与陈云会合的潘汉年，尽快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陈云经过考虑，认为在上海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的情况下，亲自去苏联，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