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宝岛地区巡逻的边防士兵
临近1964年7月，中苏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此后急转直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苏方拒绝同意中方关于承认19世纪沙皇俄国与中国签署的所有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此时，陷入困境的毛泽东采用了一种外交策略：主动使局势尖锐化，使当事一方失去镇静，迫使其紧张起来，然后，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结果引起苏方强烈反弹，双方关系陷入僵局。
外交部最新公布的解密档案中，一份题为《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1964年上半年，从东交民巷40号中苏边界谈判会场，不时传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朱瑞真感觉到，在过去几年趋于紧张的中苏边界问题，或将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
朱瑞真时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俄语翻译。到了六七月份，谈判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轻松。7月1日，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方提出建议，先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边界问题回头再议。
双方沉浸在轻松的气氛里，这时，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使得这场谈判的调子急转直下。谈话发表时，中苏代表团的很多成员还尽情徜徉在北戴河的温泉里。
2008年11月，外交部开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档案。毛泽东的这份讲话，正在解密之列。
谈判“触礁”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有关苏联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问题。这份编号为“外发(64)午760号”的档案显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日方要求归还，想知道毛主席对此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一席讲话，被很多人称为“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在档案中，“主席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话传到苏方代表团耳朵里，已经是3天之后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报纸对毛泽东的讲话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随后迅速在全世界传开。
泽里亚诺夫上将感觉不可思议。作为苏方代表团团长，5月初，他曾专门飞返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阐述苏方代表团的意见，并获得首肯。这个意见是：必须在根据条约划定边界和解决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
这已经是苏方作出的很大让步。根据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的记述，会谈刚刚开始时，苏方并不认为这是一场解决边界全线问题的谈判，只是就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因“勘界已经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些变化”，需要进行磋商。于是，在2月25日会谈开始时，中苏双方的对外宣传口径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差异：中方宣布：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苏方则宣布：关于“某些地段”的磋商开始了。
苏方一开始也不认可中方提出的以条约线作为划界唯一基础的提法。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条线”论，除了条约线外，还有实际控制线和历史形成线。对苏方来说，这两条线都大大越过了条约线。
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
在此之前，中苏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混战了三四年，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两党的相互攻讦中渐行渐远。
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双方代表团都沉浸在一种就要水到渠成的轻松气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足以导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条约问题。
赫鲁晓夫确实蹦了起来。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借助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机会，对此事作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
此前的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文章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文章警告：“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做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莫斯科的强硬姿态反过来又刺激了毛泽东。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他在此后多次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当年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的进攻路线。与此同时，中国对中苏西段边界的防卫工作也有所加强。
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李丹慧认为，毛泽东可能对边界谈判后来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由此采用这种方式，在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
在当年几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毛都流露出对国内修正主义的焦虑。据邸延生所著《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时说：“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此前的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也提到对修正主义的担心：“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有人据此分析，当苏方不承认这些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后，毛泽东认为可暂不与苏联达成协议，维持中苏边界一定程度的紧张度，从而调动国内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酝酿中的那场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