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向苏联讨要被侵占的领土

首页 > 红史 > 抗日战争2016-04-20

在珍宝岛地区巡逻的边防士兵

临近1964年7月,中苏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此后急转直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苏方拒绝同意中方关于承认19世纪沙皇俄国与中国签署的所有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此时,陷入困境的毛泽东采用了一种外交策略:主动使局势尖锐化,使当事一方失去镇静,迫使其紧张起来,然后,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结果引起苏方强烈反弹,双方关系陷入僵局。

外交部最新公布的解密档案中,一份题为《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1964年上半年,从东交民巷40号中苏边界谈判会场,不时传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朱瑞真感觉到,在过去几年趋于紧张的中苏边界问题,或将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

朱瑞真时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俄语翻译。到了六七月份,谈判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轻松。7月1日,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方提出建议,先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边界问题回头再议。

双方沉浸在轻松的气氛里,这时,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使得这场谈判的调子急转直下。谈话发表时,中苏代表团的很多成员还尽情徜徉在北戴河的温泉里。

2008年11月,外交部开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档案。毛泽东的这份讲话,正在解密之列。

谈判“触礁”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有关苏联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问题。这份编号为“外发(64)午760号”的档案显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日方要求归还,想知道毛主席对此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一席讲话,被很多人称为“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在档案中,“主席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话传到苏方代表团耳朵里,已经是3天之后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报纸对毛泽东的讲话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随后迅速在全世界传开。

泽里亚诺夫上将感觉不可思议。作为苏方代表团团长,5月初,他曾专门飞返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阐述苏方代表团的意见,并获得首肯。这个意见是:必须在根据条约划定边界和解决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

这已经是苏方作出的很大让步。根据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的记述,会谈刚刚开始时,苏方并不认为这是一场解决边界全线问题的谈判,只是就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因“勘界已经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些变化”,需要进行磋商。于是,在2月25日会谈开始时,中苏双方的对外宣传口径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差异:中方宣布: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苏方则宣布:关于“某些地段”的磋商开始了。

苏方一开始也不认可中方提出的以条约线作为划界唯一基础的提法。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条线”论,除了条约线外,还有实际控制线和历史形成线。对苏方来说,这两条线都大大越过了条约线。

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

在此之前,中苏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混战了三四年,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两党的相互攻讦中渐行渐远。

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双方代表团都沉浸在一种就要水到渠成的轻松气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足以导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条约问题。

赫鲁晓夫确实蹦了起来。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借助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机会,对此事作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

此前的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文章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文章警告:“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做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莫斯科的强硬姿态反过来又刺激了毛泽东。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他在此后多次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当年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的进攻路线。与此同时,中国对中苏西段边界的防卫工作也有所加强。

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李丹慧认为,毛泽东可能对边界谈判后来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由此采用这种方式,在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

在当年几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毛都流露出对国内修正主义的焦虑。据邸延生所著《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时说:“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此前的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也提到对修正主义的担心:“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有人据此分析,当苏方不承认这些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后,毛泽东认为可暂不与苏联达成协议,维持中苏边界一定程度的紧张度,从而调动国内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酝酿中的那场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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