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和田家英是中共党内两大秀才，分别于1939年和1948年成为毛泽东秘书。满腹经纶的陈伯达和青年英才田家英都深得毛泽东喜爱，遗憾的是两人间却矛盾渐升。
田家英厌恶陈伯达的虚伪
陈伯达与田家英之间的龃龉可追溯到1940年代的延安。田家英1941年就与陈伯达相识，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田家英还不到20岁，陈伯达已是身兼数职的“理论家”了。陈伯达写《人民公敌蒋介石》，主要靠田家英等人代他查找各种资料。这部书后来出了名，陈伯达却以“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田家英和一些年轻人的工作一言抹杀。这件事使田家英很寒心。
两人的矛盾在建国之初渐露端倪。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比较信任和喜欢田家英，几乎每天晚上都找他，完成交办工作后，往往要聊一阵天。这使陈伯达很妒忌，常向田家英打听聊天的内容、毛泽东关注的动向、都读了哪些书等等。田家英深恶痛绝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生前回忆，田家英曾和他一起议论过陈伯达，对陈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非常鄙视。田家英曾向于光远介绍陈伯达的“农村调查”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历来提倡调查研究，陈也以喜搞调研标榜，可他又怕吃苦，不深入农村，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调查，自己只听听汇报，随后装模作样走一下就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建议。闲谈中，田家英还难免会鄙夷地提起陈伯达老挂在嘴边上的那句“我是小小老百姓”，与同在政治研究室的黎澍说到陈伯达，便以littleman(即“小人”)称呼。
陈伯达抱怨田家英“翅膀硬了”
而陈伯达对人说起田家英时也是意见颇多。“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时任研究室副主任杨波与陈伯达交往颇多。他曾撰文说，陈伯达常常和他说起田家英，说了很多贬低、诋毁田家英的话。陈伯达说，是自己将田家英推荐给毛主席当秘书的(实际上田家英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主要是胡乔木推荐的，当然陈伯达也起了一些作用)，“现在他翅膀硬了，羽毛丰满了，不搭理我了”，还说自己现在想见毛主席一面，还得通过田家英。陈伯达嫉妒心很强。谁在毛主席那里做出工作成绩，谁为中央起草过好文件，他都怀恨在心，总要设法排斥、打击。对此，胡乔木感触很深，曾说过一句亲身体会的话：“谁在毛主席那里做了一件事，就好像在他陈伯达身上挖了一块肉一样。”
陈伯达和田家英二人都喜欢收藏旧书画，每到一地都愿在工作之余去逛字画店。1961年，田家英在杭州一家旧书画店看中清朝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一幅中堂，当即决定购买，但没当场拿走。后来陈伯达去杭州，也看上了这幅中堂，也要买，店家告知“田家英已经订购了”。陈伯达很生气，觉得是田家英抢了自己的心头爱物，一直怀恨在心。他对杨波说田家英“霸道”。
1960年代“左”“右”不相容
陈伯达与田家英这一时期存在的矛盾缘起于性格冲突，大抵是文字之争大于观点之别，相当程度上带有文人相轻的意味。双方矛盾显露于外，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60年代。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不久，田家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湖南农村调查《农业六十条》贯彻的情况，发现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便据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很不高兴，第二天提出中央要作一个关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没要田家英参加。1962年夏，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更是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而此时江青与陈伯达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吴冷西回忆：“家英告诉我，陈伯达现在主持起草决定，神气得很，碰到家英不说话，不打招呼，装作没看见。家英说，陈本人在毛主席没有表态之前，原本也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但此人一贯狡猾，从不在主席面前提出新意见，只有在主席表态之后才顺着说话。”
1965年12月，田家英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把柄”。1965年末，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海瑞罢官》的问题，田家英整理记录时认为这与谈话主题无关，将这段话删去。此事被江青和陈伯达安上“篡改毛著”罪名。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逐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在毛泽东藏书室内饮恨自尽，年仅44岁。据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曾叹息着说了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摘编自《新闻午报》《羊城晚报》《文史博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