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大秘书陈伯达和田家英 性格不和矛盾激升

首页 > 红史 > 抗日战争2016-04-20

陈伯达和田家英是中共党内两大秀才,分别于1939年和1948年成为毛泽东秘书。满腹经纶的陈伯达和青年英才田家英都深得毛泽东喜爱,遗憾的是两人间却矛盾渐升。

田家英厌恶陈伯达的虚伪

陈伯达与田家英之间的龃龉可追溯到1940年代的延安。田家英1941年就与陈伯达相识,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田家英还不到20岁,陈伯达已是身兼数职的“理论家”了。陈伯达写《人民公敌蒋介石》,主要靠田家英等人代他查找各种资料。这部书后来出了名,陈伯达却以“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田家英和一些年轻人的工作一言抹杀。这件事使田家英很寒心。

两人的矛盾在建国之初渐露端倪。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比较信任和喜欢田家英,几乎每天晚上都找他,完成交办工作后,往往要聊一阵天。这使陈伯达很妒忌,常向田家英打听聊天的内容、毛泽东关注的动向、都读了哪些书等等。田家英深恶痛绝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生前回忆,田家英曾和他一起议论过陈伯达,对陈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非常鄙视。田家英曾向于光远介绍陈伯达的“农村调查”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历来提倡调查研究,陈也以喜搞调研标榜,可他又怕吃苦,不深入农村,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调查,自己只听听汇报,随后装模作样走一下就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建议。闲谈中,田家英还难免会鄙夷地提起陈伯达老挂在嘴边上的那句“我是小小老百姓”,与同在政治研究室的黎澍说到陈伯达,便以littleman(即“小人”)称呼。

陈伯达抱怨田家英“翅膀硬了”

而陈伯达对人说起田家英时也是意见颇多。“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时任研究室副主任杨波与陈伯达交往颇多。他曾撰文说,陈伯达常常和他说起田家英,说了很多贬低、诋毁田家英的话。陈伯达说,是自己将田家英推荐给毛主席当秘书的(实际上田家英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主要是胡乔木推荐的,当然陈伯达也起了一些作用),“现在他翅膀硬了,羽毛丰满了,不搭理我了”,还说自己现在想见毛主席一面,还得通过田家英。陈伯达嫉妒心很强。谁在毛主席那里做出工作成绩,谁为中央起草过好文件,他都怀恨在心,总要设法排斥、打击。对此,胡乔木感触很深,曾说过一句亲身体会的话:“谁在毛主席那里做了一件事,就好像在他陈伯达身上挖了一块肉一样。”

陈伯达和田家英二人都喜欢收藏旧书画,每到一地都愿在工作之余去逛字画店。1961年,田家英在杭州一家旧书画店看中清朝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一幅中堂,当即决定购买,但没当场拿走。后来陈伯达去杭州,也看上了这幅中堂,也要买,店家告知“田家英已经订购了”。陈伯达很生气,觉得是田家英抢了自己的心头爱物,一直怀恨在心。他对杨波说田家英“霸道”。

1960年代“左”“右”不相容

陈伯达与田家英这一时期存在的矛盾缘起于性格冲突,大抵是文字之争大于观点之别,相当程度上带有文人相轻的意味。双方矛盾显露于外,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60年代。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不久,田家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湖南农村调查《农业六十条》贯彻的情况,发现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便据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很不高兴,第二天提出中央要作一个关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没要田家英参加。1962年夏,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更是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而此时江青与陈伯达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吴冷西回忆:“家英告诉我,陈伯达现在主持起草决定,神气得很,碰到家英不说话,不打招呼,装作没看见。家英说,陈本人在毛主席没有表态之前,原本也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但此人一贯狡猾,从不在主席面前提出新意见,只有在主席表态之后才顺着说话。”

1965年12月,田家英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把柄”。1965年末,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海瑞罢官》的问题,田家英整理记录时认为这与谈话主题无关,将这段话删去。此事被江青和陈伯达安上“篡改毛著”罪名。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逐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在毛泽东藏书室内饮恨自尽,年仅44岁。据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曾叹息着说了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摘编自《新闻午报》《羊城晚报》《文史博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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