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28日出版的《纽约先驱报》中的漫画，名为“来自‘敌国侨民’的威胁盘旋在纽约上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身份尴尬的群体，那就是被称为“敌国侨民”的德裔美国人。为将这部分公民“资敌”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数千人，通过“外国侨民财产管理局”没收的财产更是以亿元计。
一战爆发百年之际，美国《史密森尼杂志》网站等媒体还原了这段不甚光彩而又被公众遗忘的历史。
“六个小飞行员，有一天出发了，他们想要飞往科布伦茨(德国城市)，但再也没回来。”1918年7月，从奥匈帝国移居美国的埃里希·波塞尔特，还是一位年轻的编辑和翻译，他万万想不到，就是这么一首小小的打油诗，会令拘留营成为自己的下一个栖身地。
“这并不是首绝妙的好诗。”经历牢狱之灾后，波塞尔特为自己当初的头脑发热唏嘘，“且显然不能发表。”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波塞尔特有类似遭遇的德裔美国人绝不在少数，他们大都是因为可小可大的“越界行为”，引起当局的猜疑和不满。
《史密森尼杂志》网站文章称，战争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将50万德裔美国人标注为“敌国侨民”，对其中不少人进行重点监视。约6000名男性和少数女性被送进拘留营。政府还扣押了近5亿美元可能与战争有关的私人财产——数额接近美国在一战前的战争预算。
一首打油诗招来牢狱之灾
“两个小飞行员，出发前临阵脱逃，一个无法呼吸，只剩另一个。这个小飞行员，不久也以失败告终，他为其他5人悲痛，最终被抓住了。”这是波塞尔特那首诗的结尾部分。
司法部门在波塞尔特家中搜出这首小诗时，丝毫不觉得它有趣。“这绝对不是开玩笑。”来自联邦调查局(FBI)的内部报告写道，“在空战中，已经有太多小伙子失去了生命，敌国侨民竟试图把这当做笑料。创作这首诗的人，找不出任何借口为自己的罪行推脱。”
事实上，波塞尔特早就是联邦特工的重点盯防对象，他“因言获罪”的前一年间，特工多次不请自来，上门搜查。这首诗的出现，终于为逮捕他提供了“合适”的理由。
波塞尔特被送往佐治亚州的堡奥格尔索普，即美国为敌国侨民设立的拘留营之一，另外3个分别位于佐治亚州麦克弗森堡、犹他州道格拉斯堡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泉营地。
对波塞尔特采取强制措施，表面上看有法可依。一战刚打响，美国就颁布了针对敌国侨民的法律。据美国司法部年度报告记载，对德宣战次日，时任总统威尔逊发布公告，“那些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帮助敌人，或是违反总统颁布的任何条例的侨民，都将被拘禁。”
随着战争持续，司法部的手伸得越来越长。1917年，《间谍法》和《敌国贸易法》相继生效。波塞尔特案中，司法部将《间谍法》作为参考，建议将他羁押至战争结束。
即便如此，政府也没找到任何罪名可以用来指控波塞尔特。“他并未与任何阴谋有关，但被控故意犯罪。”报告提到，“他很擅长写作，如果将内容发表，可能引起麻烦。”
大多数罪名实属“莫须有”
和波塞尔特遭遇相似者不在少数，在人权保障尚不完善的100年前，拘留“非美”侨民往往无需有力证据。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卡尔·穆克，也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圄。
当时的舆论宣称，穆克是“爱国的德国佬”，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立的瑞士公民。政府对穆克的指控是“拒绝在音乐会的背景中悬挂星条旗，以及在情书中贬低美国政府”。
尽管这些罪状子虚乌有，穆克还是被送往堡奥格尔索普，他的29名乐队成员也被遣送出境。
美国西沃恩南方大学网站载文称，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敌国侨民参与了颠覆美国的活动，但由于政府和部分媒体大肆鼓吹，加上民间反德情绪高涨，怀疑与事实间已不存在界线。定罪时，司法机关倾向于使用模糊性的语言，诸如“威胁国家安全”、“对抗国家利益”等。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还是“爱国公民”的暗中监视，他们热衷于揭发可疑的邻居和同事。由此可见，公众不仅支持政府严厉对待德侨，若政府在此事上不尽力，还会面临公众的责骂。
美国不是惟一一个在那场战争期间限制敌国侨民自由的国家。在英国马恩岛西海岸，沿着帕特里克村外的狭窄道路，可以到达一处偏远的农场。如今，杂草丛生的废墟中只能看到低矮残破的墙壁，而在一战期间，英国政府曾在这里安置超过2.5万名敌国侨民。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战争爆发后，居住在英国的德国贵族、服务员、面包师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由于驱逐他们可能带来刺激敌国的风险，当局索性把这些人圈禁起来。位于马恩岛的拘留营是英伦三岛中最大的，岛上的总人口也不过4万名。
与此同时，为防范敌国侨民刺探情报，或是加入敌国军队，德国也将数千名英国公民和大量法国、俄罗斯公民集体送往集中营。
拘留营里的岁月不堪回首
如果说与其他国家有何不同，在远离欧洲战场的新大陆，当局对被拘侨民的管理多少要人性化一些。尽管也采取了军事化的纪律，美国境内拘留营的条件相对宽松，举例而言，其为敌国侨民提供的伙食和正规军的官兵完全相同。堡奥格尔索普营地指挥官的信件记载，“这里没有对伙食的投诉，除了那些不知满足的家伙，大部分人对饭菜赞不绝口。”
为打发寂寞，被羁押者获准阅读书籍、杂志、报纸(需经检查)；还能进行室外运动，包括棒球、排球、篮球、网球、拳击和摔跤。拘留营会不定期举行比赛，颁发奖品。
专为女犯建造的营地未能派上用场，但类似的营地里倒也不缺少女性。每个星期，敌国侨民的妻子拥有两小时探望时间，但条件也很繁冗：探访前必须获得指挥官的同意；在探访中只能使用英语……瑞士使馆负责对营地的运作进行监督，确保侨民受到公正对待。
尽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拘留营内还是存在诸多非正常现象。田纳西州《查特诺加时报》曾披露，富裕的德裔美国人被定性为A类犯人，不用劳作，住在单间，还时常雇佣来自下层阶级的囚犯为仆从。至于大多数无钱无势的普通人，每天都被强制劳动。
营地的看守也可谓滴水不漏。美国陆军部派驻了32名军官和452名士兵。一家纽约的报纸形容，拘留营外有3排带刺铁丝网，内设12个哨岗，每个岗位上均有持枪士兵值班。
在埃里希·波塞尔特个人的记忆中，在拘留营度过的岁月同样不堪回首。他告诉美国《水星杂志》，营里曾出现囚犯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的情况。一些人自杀了，还有一些人被从拘留营转到精神病院，在战争快结束的日子里，营地内还曾爆发传染病。
数亿美元“敌国资产”遭充公
如今看来，拘留敌国侨民的做法无疑是令人不安的。然而，此举在另一项看似“更平和”的政策面前依然相形见拙——根据《敌国贸易法》，美国政府设立了外国侨民财产管理局。
曾于20世纪20年代因一系列大搜捕行动而出名的米切尔·帕尔默，受命管理“可能阻碍美国取得胜利”的财产，这意味着，任何属于敌国侨民的财产都有可能被没收。“所有被拘留的外国人都被政府视为敌人，”帕尔默写道，“他们的财产则会进行相应处理。”
政府赋予该机构相当广泛的权利，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扣押敌国侨民的财产，为的是从经济和物质上阻止他们帮助美国的敌人。在帕尔默领导下，外国侨民财产管理局聘请了数百名官员，四面出击，在从成立到一战结束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获得了数以亿计的财富。
在《Munsey's》杂志中，帕尔默将自己的部门形容为“全国最大综合商店”。查处的对象包括新泽西州的铅笔公司，康涅狄格州生产巧克力的企业，以及芝加哥的啤酒酿造厂。
德国在美的化工企业成为重点查处的目标，拜耳化学公司位于纽约的工厂一度被拍卖，使得该企业失去了在美国的阿司匹林专利，后者被称为医学史上最具价值的药物之一。
“我们没收过来自纽约的地毯，在乔普林市附近起获3匹马，还有从南方运来的一整车香柏木。”接受采访时，帕尔默毫无顾忌地表达着自豪与满足。他的态度恰恰反应了当时不少人的观点，即：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应当为战争造成的破坏付出尽可能巨大的代价。
“令人们不再受垄断工业化的威胁，同样意味着让世界远离德国军事专制主义。”帕尔默说。在他看来，美国有权将德国和奥匈帝国后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尽管具体操作惹出不少争议，其中一起案件还曾到达最高法院，但根据战时法，政府的此类行径均未受追究。
不仅敌国侨民，按照历史学家亚当·霍奇斯的研究，即使是与德国移民结婚的美国公民，也会被划入敌国侨民之列——威尔逊政府从这些人身上总共搜刮出2500万美元。
也许是从中尝到了甜头，到了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又复活了外国侨民财产管理局，对敌国侨民的拘禁政策变本加厉，总共约11万日裔美国人被送进了拘留营。
长久以来，外界对日裔美国人的遭遇多有评述，但一战时的先例几乎没人记得。一战结束后，政府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处理被拘的敌国侨民。据军事历史学家威廉·格利登考证，帕尔默曾试图把在拘留营中引起麻烦的德裔居民统统驱逐出境，最终未得到国会批准。
战火熄灭7个月后，三五成群的囚犯陆续收到了释放通知书。直到1920年4月，最后一个德裔美国人才重获自由，此时，距一战结束已过去一年半了。现实情况如格利登所描述，“拘留营究竟是什么时候关闭的，几乎没有谁关心或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