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作为一名信奉基督教的美国官员,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怀疑。但解放军进驻南京后所表现出的严明纪律以及良好的群众关系,却令这位驻华大使不得不承认,相比弊病丛生的国民党,共产党的优点不胜枚举。
好奇的解放军闯进卧室
共产党的军队未遭遇任何实质性抵抗就渡过了长江,并于1949年4月23日开进了南京城。早上六点半过后不久,我被卧室开门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只见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闯进了房间。我高声质问他们来干什么,士兵闻言退了出去,口中嘟嘟囔囔,似有不满。我从床上爬起来,正想出门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料那些士兵又回来了,还派出一名代表向我解释:他们只是觉得好玩才到处转,并无恶意,希望我能理解。
这时,我的家庭事务主管、年轻的使馆专员艾德·安德堡也被吵醒,冲进来“援救”我,却被赶回自己的房间。受到惊吓的服务人员也出来了,总算把不速之客引了出去。
事情解释起来很简单。这些共产党士兵入伍前是些“山野村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攻进了中国的首都,在好奇心驱使下四处看看风景,也在情理之中。使馆值班的看门人心惊胆战,昏了头脑,没回屋通报就敞开了大门,厨房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后来,我从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得知,中共领导对士兵们的做法甚为生气,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
中国共产主义有特殊性
讲到这里,我自然要提一下中国的共产主义以及我与共产党的关系。关于中共的真正本质,讨论起来颇为复杂,亦很具争议性。马歇尔将军当初之所以让我参与组建联合政府,就是因为我比较偏向自由派,并不专门支持某一党派或某种意识形态。许多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也去了“山那边”(加入共产党),他们的表现令我安心,因为他们都坚信自己是秉持“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宗旨而奋斗。我热爱自由,当然也支持学生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后来,我收到了明确的指示:绝不要以任何方式协助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美国的官方态度就此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的共产主义无疑是马列体系下的一支,但中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和其他因素,它是如此庞大多样,极权手段决不可能覆盖全国,甚至连中共领导人的心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民主主义情怀,这一切会不会令中国的共产主义发生改变?在这波涛汹涌的局势下,至少有一点是清晰不变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
说来也挺讽刺,正是通过争取自由的革命,美国才建立起了真正意义的共和政体,在无数次考验中显现出生命力。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举世皆知,并鼓励中国走上改革的道路。然而近些年,我们却在中国被指责为帝国主义者,为一个反动腐败的政权助纣为虐;那些指责我们的人,反倒是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国共两党反差鲜明
此时此刻,长期以来积郁在我心中的一种矛盾变得越发尖锐,那就是我对中国两个大党的感情。在国民党内部,我有许多私交甚笃的朋友,由衷地敬佩他们。但是,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贪污受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军阀统治,却把后者的恶劣行径继承了下来。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试图通过武装力量以及派遣秘密警察的方式消灭共产主义,但在其内部,腐败现象却没有丝毫收敛。而正是这样一个政府,曾经从美国的海量援助中大肆获益。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杜绝了渎职现象,促使官员和群众融洽相处,党、军的纪律简单务实,而且贯彻得力。所有这些优点在中共进军南京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占领是平静的,几乎没有军人骚扰平民;共产党虽广泛借债,但通常都会恪诺偿还,要不就是做出其他补偿。由于共产党的军队整天在大使馆地界上操练、演讲,我们对所有情况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说明问题的证据简直不胜枚举。
总之,共产党给大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们领导的革命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基督教会和其他组织从前也想实现这一目标,但收效实在少得可怜。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为其带来了许多便利,不但组织和发动群众变得更加容易,支持者们也更乐于自我约束。而且,那些富于理想和激情的爱国青年也倾向于共产党。能做到这个份上,可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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