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
“朱洪武血洗湖南，扯来江西填湖南”是湖南民间至今广为流布的一个传说，以至于今天仍有许多人把朱元璋“血洗湖南”当成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甚至深信不疑。
这个传说虽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但基本故事是一致的，即明初湖南地区之所以地广人稀，是朱元璋下令大肆屠杀百姓所致，然后又强令邻省的江西人迁至湖南。至于朱元璋屠杀湖南百姓的原因，较多的说法是为了报复湖南百姓对其死敌陈友谅的支持。明代江西人移民湖南不假，但朱元璋“血洗湖南”这一传说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先来考察湖南之得名。唐广德三年（764）朝廷将江南西道划出部分地盘设置湖南观察使，为湖南得名之始。北宋初设荆湖南路安抚使，领七州三十七县。元朝设湖广行省，范围大致包括今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大部分地区及湖北的江南部分。元代今湖南范围内有十四路三州及两个宣慰司，已无湖南之名。明洪武九年（1376）废行省，设布政司（民间习惯上仍称“省”），此时的湖广布政司只包括今湖南、湖北两省，范围已较元代小了许多，更无湖南之名。清康熙三年（1664）湖广行省南北分治，湖南至此才独立建省。因此从地名来看，元末明初断无朱元璋下令“血洗湖南”之说。
我们再看朱皇帝与湖南有何深仇大恨，犯得着他龙颜大怒，欲屠全省之军民而后快？
元末天下大乱，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下逐渐形成了几大割据势力。南方地区能与朱元璋逐鹿天下的主要是陈友谅与张士诚两大集团，陈友谅势力范围主要在今两湖、江西、安徽的长江两岸附近地区，张士诚则纵横江浙一带。从元顺帝至正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356-1367），朱元璋采取先西后东，先弱后强的战略方针，各个击破，消灭这两大势力，统一江南。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战争可谓残酷，主要战役有安庆、江州（今九江）、洪州（今南昌）以及武昌之战。战场地点主要在今安徽、江西及湖北一带，至于今湖南地区作战规模则小得多，朱本人更未率军进入湖南境内。如果按照朱元璋“血洗湖南”来报复湖南人这一逻辑，朱更应“血洗江西”，或者“血洗湖北”。
朱元璋“血洗湖南”之说虽谬，但事出有因。元末明初天下纷扰，兵祸不绝，生灵屠炭。朱元璋在肃清陈友谅主力后，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派大将徐达会合杨璟诸部经略湖广行省所辖荆湘诸路，克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湘乡、宝庆（今邵阳）及永州等，肃清陈友谅和元朝残余势力。
“野史正说”（yeshizhengshuo2015）
经此兵燹，湖南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千村血洗”，“万灶烟寒”，“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应是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真实写照。一个比较极端的证据是据湖南常宁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崇宁五年（1106）该县已有九万九千余人，但是到明永乐十年（1412）的统计只剩五千八百余人，可为战争“血洗”之例证，但并非朱元璋特别报复湖南所为。
朱元璋“血洗湖南”传说的真正历史渊源应是与朱元璋脱不了干系的另一历史事件的以讹传讹，即朱元璋“血洗胡、蓝”也就是“胡、蓝之狱”。湖南方言中“胡”、“湖”同音，“蓝”、“南”不分（声母L、N不分）。“胡、蓝之狱”中的杀人如麻、血雨腥风，数百年以来，人们仍然闻之色变，听之胆寒，以至于洪武年间的“血洗胡、蓝”误以为是“朱洪武血洗湖南”。
朱元璋出身赤贫，投奔红巾军后依靠所谓“淮右集团”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后经过十余年的东征西讨，统一南方，定都应天（今南京），建立明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建立起绝对的皇权，加上其性格中的刻薄寡恩，阴鸷毒辣，朱元璋对几乎所有功臣勋旧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族诛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对与胡来往密切的官员抄家灭族。后来朱元璋又屡兴大狱，使“胡惟庸狱”不断牵连扩大，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等人也以与胡“交通谋反”的罪名下狱被杀。就连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太子之师宋濂全家也被流放至四川，宋病逝于贬途之中。“胡狱”牵连十年之久，株连被杀达三万余人。
“蓝狱”主角大将军蓝玉是开国元勋常遇春妻弟，其本人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在平定四川、云南，大破北元后，晋封凉国公。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玉以谋反被诛，株连被杀的达一万五千余人。
除“血洗胡、蓝”以外，朱元璋还以各种借口、各种方式诛杀其他功臣，如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开国第一谋士刘基（伯温）等。功臣勋旧得以善终的几乎只有在洪武二十三年（1389年）告老还乡的汤和一人而已。
综上所述，“朱洪武血洗湖南”的民间传说实为朱元璋“血洗胡蓝”之讹传，而“扯来江西填湖南”的准确说法应为“江西填湖广”（包括今湖南、湖北）。
据现有资料和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进程之始远在明代以前，至少可以追溯至唐朝。而且，“江西填湖广”在明代也不只洪武一朝，几乎延续至明末甚至清初。再者，迁入湖广的移民，虽然江西占大多数，但也并不只限于江西一省，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西、陕西、河南及河北等省皆有。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浪潮由来已久，大规模的迁徙自秦代就开始了。“江西填湖广”就像“永嘉南渡”、“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一样，不过是古代移民史的一部分而已。
移民的原因有政府强迫，如秦朝的“移民实边”（移民三十万充实河套地区，移民五十万开发南粤地区），但更多的是民间自发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或者躲避战乱，或者开垦荒原，既有政治因素，更多经济原因。
“野史正说”（yeshizhengshuo2015）
明代湖广地区之所以会成为移民的主要移入地，如果说战乱导致人口减少，需要外地人口补充的话，其实这个理由并不充分。要知道元末明初的战争最惨烈之地并不在湖广，即使湖广地区最惨烈之地也应该是今湖北地区的长江两岸附近。所以战争性的减员，其它省份如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甚至河南、河北也不会比湖广地区少许多。所以我们现在能理解洪武年间的“江南填湖广”为什么会需要政府强迫执行。当时经过战乱大规模减员之后，江西地区的人口压力已大大减少，人们安土重迁的天性使之不愿迁徙，所以今天湖南方言将上厕所称为“解手”，与洪武时期江西人不愿迁徙有关（当时移民们被绑着手驱赶着迁入湖广地区，上厕所时需要将手解开）。但后来随着经济恢复，人口增加，加之江西地区文化发达，科举进士远多于湖南，达官显贵也更多，土地兼并因之更为严重，因而江西地区地狭人稠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江西百姓向邻近的地广人稀的湖广地区迁移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而明代湖广地区相对江西等地人烟稀少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
宋代以后，随着湖广地区的丘陵山地被开垦，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洞庭湖水面越来越小。宋朝范仲淹笔下的洞庭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湖面远远大于位于江西境内的鄱阳湖。到明代，洞庭湖就屈居第二了。洞庭湖流域及长江、汉江流域大量的圩田出现，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不断扩大。甚至到了明朝的中后期，随着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适合于山地丘陵种植的物种从美洲的引入并大量种植，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所以圩田还在增加，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还在扩大，大量肥沃而荒芜的土地必然吸引更多的移民。
明代政府为了鼓励垦荒、增加财政收入也采取了如降低赋税等经济手段引导移民。
因此从永乐年间到明后期，江西、安徽、广东、山西、陕西以及福建等省移民仍源源不断迁入湖广地区，应当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的自愿行为。
根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迁入两湖的移民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百分之八十，而在西北部还不到百分之三十。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中部有百分之八十强，而西部只有百分之四十。湖南境内移民的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安徽和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所以从移民分布来看，也可佐证其自发自愿的特征。
到了清初，湖广地区人口趋于饱和，而四川地区遭受明末张献忠的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湖广地区也有不少百姓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所谓“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
总而言之，考察“江西填湖广”这一延续数百年之久的移民运动，战乱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根源却是经济因素。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长江下游的江浙、安徽和江西在南宋就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所以明代以前远比地处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广发达，人地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而相对开发落后的湖广地区有更为广泛的开发空间来接纳移民，因而“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过程，正是我国明代农耕经济由东向西不断拓展的过程。作者：王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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