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级别的公务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每月究竟能拿多少工资？查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作为“特任”级别的公务员，蒋的薪俸标准是800元，与之同级别拿相同薪俸者，包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及中央各部会部长。这个标准，较诸北洋政府时期，大总统每月薪俸2.4万元(1913年增至3万元)、公费4万元、交际费4万元，已逊色极多。
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蒋的这800元月薪，即800银元。其大致购买力，可参考同期南京、上海的猪肉价格——约每斤0.3元(银元)上下。1935年“法币改革”后，蒋的月薪，从800银元变成了800元法币(官方规定银元与法币的兑换比率是1∶1)。
抗战爆发后，蒋的薪俸有所变化。虽然全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都没有变，但考虑到物价上涨，对公务员造成的压力最大，1941年夏，国府颁布了《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规定：公务员可以每人每月购买政府提供的平价米粮两市升；另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60元；基本工资低于200元者，再另发生活补助费20元。蒋介石也同样可以领取上述补助。
1942年，通胀继续恶化，重庆的猪肉已涨至每斤6.25元。以至于像王子壮这样的中高级公务员(中央铨叙部次长)，也在私人日记中哀叹：即便节衣缩食，每月仍需借贷500元才能维持全家生计，全年只有三个月不为米粮发愁。故而，该年9月，国府再度出台新的《非常时期公务员生活津贴办法》。不过，该办法不再规定生活津贴的具体数目，而是将津贴数目与物价上涨指数挂钩，按固定公式定期修正。
若以1942年8月重庆的物价指数为依据，在该项新政策出台后的9月份，除基本薪俸800元之外，蒋介石还可以拿到4400元的生活津贴；最低级别的公务员(月薪55-60元)，也可以领到660元生活津贴。换句话说，到抗战中后期，基本工资对公务员来说，已形同虚设，津贴才是其真实工资。上述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
除上述工资及津贴外，蒋介石每月还有一笔固定收入。据蒋的侍从副官居亦侨披露：“蒋介石任军事委员长时，在财政预算中有一笔特别费用，不列入正常开支项目，可以凭蒋介石亲批手条支付。”查中央银行档案，可知这笔费用的具体数额是3万元。经手办理该款项者，乃是孔祥熙。如1938年9月3日，孔曾密函中央银行：
“案查蒋委员长特别费每月叁万元，前经函请贵行按月拨交王宇楣君代领，据报业拨至本年七月份止在案。所有自八月份起按月应拨之叁万元，请即按月照数拨交本部驻港办事处王科长巽之代领，取据报核，不再逐次函达，相应函请查照办理为荷。”
除此之外，蒋介石每月，再无其他因担任公职而产生的收入(蒋兼职虽多，但按规定只能领取其中一份工资)。
至于蒋的个人存款，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史料，名曰《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调查表》。该调查表“作于昭和14年10月17日(即1939年10月17日), 调查者为登集团参谋部, 报告注明为‘情报’,‘秘’级。”该调查报告，共列有国府高层政要29人，统计其存款总额为78606.7万元。其中，蒋介石名下有存款6638.5万元，合809万美元。
所谓“登集团”，即侵华日军第13军(该部代号为“登部队”)。国内部分学者对该调查的真实性很困惑，一方面认为，“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但该调查报告因无其他材料佐证，我们一时无法判断其可靠性如何”；另一方面又觉得，“日本为了打击其敌手，可能利用对其敌手不利的材料，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时正值抗战时期，国民党站在抗日立场上，正是日本的敌手。但该调查注明为秘密情报，非为公布用，有意造假的可能性似不大。”
另据美国底特律大学教授戴鸿超的研究，日本当局确曾在战时制造过针对国民政府高层的财富谣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则，即通过散布所谓国府要人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宣传“宋子文是1940年代的世界首富”。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此秘密调查了宋在美国花旗银行与大通银行的存款，据1983年解密的调查局文件，“证明这一消息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考虑到“登部队”本身即负有对华宣传战的任务，所谓《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调查表》的真实性，是极为可疑的。可惜的是，战争结束后，“登部队”秘密焚毁了其几乎全部档案文件，今人已很难进一步查证该调查报告出炉的前后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