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的事只有天知道！”1976年夏日的一个夜晚，病中的毛泽东向在他身边值班的几位中央政治局成员发出感叹。
这位忧国忧民的开国领袖，在风蚀残年的感叹中，道出了中国政治正面临着历史的砺炼……
“文革”后期，中共中央上层的确存在着两种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一边是以老同志为代表的务实派，一边是以“四人帮”为主的造反派。
1974年7月，毛泽东不得不带病主持一次特殊的政治局会议。他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上海帮”的概念。他同时严肃地告诉从上海来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一生对宗派主义深恶痛绝。对王明和张国焘等宗派主义他没放手，建国后对高岗、饶漱石的宗派主义又重拳出击。为什么没有马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一则是有其理论上的问题，二则是有其依赖性。就其问题的严重性而言，也早该进入了要解决的范畴。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对亲者严、疏者宽，有一种家长“帮妻教子”式的批评。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毛泽东在晚年对江青的问题思考得很多，而且在其他场合也比这次要讲得重，讲得远：
1967年9月下旬，毛泽东与江青进行了一次诚恳地谈话：“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让别人骂为夫妻党。我看，你权力越来越大，捧你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好现象。我要求你尽量少出风头、少讲话、少以你名义批东西。”
1974年11月，毛泽东告诫江青：“人贵自知之明！”
四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又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当党的主席。”
1975年初，毛泽东说：“她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里。”“我死了她要闹事……”
这些话虽然是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但却是他一贯的忧虑。不仅对江青这样，对其他几个江青的同伙也是如此。
1975年12月24日，毛泽东就严肃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帮”之托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人的“罪状”，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你们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3个人搞小宗派。
毛泽东这一次批评很严厉，并要王洪文为此写出检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清查人员在王洪文住处找到了这份检查原件：
……这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按主席批示行事。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又有同志找我来议事我自然顶不住，因此就犯了错误……
次年初夏，毛泽东经过10个月的休养返回北京，就此问题再次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读者会发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严肃，他搬出了解决林彪问题之前反复强调的“三要三不要”，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即撒手人寰。在临终之际，他作为一代“导师”，面对自己的“学生”——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发出感叹：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他在一阵喘息之后说，“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对自己盖棺论定后，他就开始忧心“接班人”和交班问题：
“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哦！”
毛泽东至死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也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他预见到了未来将会出现的两个方面。他选定了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并多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深刻地提出要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对其表现、性质和解决时间都有明确的指示。他虽然不能看到历史的结局，但他的思考和安排，无疑有助于人们对阴谋家的认识，同时也为粉碎“四人帮”埋下了伏笔。
由此观之，毛泽东可谓发起和提出解决“四人帮”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