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中国访问。他和中国是老朋友了，每次来中国都要和毛泽东相见。
5月11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他和以往一样，缓缓站起身，同老朋友紧紧握手。
自从去年8月“十大”结束后，王洪文与周恩来一直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大概有十次之多，王洪文在电视、新闻电影纪录片与《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的新闻图片上反复出现，全国人民已经习惯“毛周王”的模式。而这一次会见，陪同人物发生了变化。除了“毛周王”外，增加了邓小平。邓小平跟在周恩来身后，面带微笑，沉稳老练地走到毛泽东的面前。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平顶头，灰色中山装。
见到邓小平，毛泽东的神情迅速变化，眉宇间露出久违的笑容。
除了陪同人物发生变化外，座次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每次会见外宾，周恩来都是坐在毛泽东的右侧，这基本是“文革”以来的固定座次，而这次邓小平坐在了周恩来原来的座位上，而周恩来却坐在了左侧，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旁边。以前这应该是王洪文的位置，而王洪文以此类推，坐在了周恩来的左侧，距离毛泽东又远了一步。
按照常识，政权高层的排列顺序、讲话先后、座位格局等都有严格的划分和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一旦有所变动，往往预示着高层政治人事的改变。
这之后，毛泽东又在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5月25日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5月29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都是由周恩来陪同前去的，他都没有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新闻摄影有时亦如新闻报道一样敏感。很快，外界就知道周恩来身患重病，权力将由邓小平接替。
喜爱摄影的江青对新闻照片，天生就有一种敏感，王洪文一上任，她开始关注王洪文的画面。杜修贤记得，3月份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那一次周恩来还坐在自己的右侧位置上，挨着毛泽东坐，王洪文在左侧，紧挨着尼雷尔坐。杜修贤拍摄尼雷尔时，镜头有些正，正巧把王洪文也拍成了正面。凑巧，会见结束拍摄毛泽东同外宾握手时，杜修贤发现镜头里没有周恩来。最后江青在审片时，疑惑地问了几遍摄影记者杜修贤：“是不是有意安排王洪文是正面的？为什么没有总理的镜头？”杜修贤告诉他：这是由于拍摄位置不对才造成王洪文镜头正面，当时正巧周恩来先于外宾走出书房，我无法抢下他的镜头。江青这才不问了。她是想从新闻图片的变化找出未来人事格局的变化。
5月25日这天，周恩来和往常一样，沉着地把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引进毛泽东的书房，把陪见的人一个一个地介绍给毛泽东相识握手，而他自己则和以往一样，默默地站立在摄影镜头之外。
毛泽东与希思一见如故，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怕主席过于疲劳，中间看了三次表，希思意识到是在提醒他，于是他先起身向毛泽东告辞。而这时毛泽东谈兴未尽，跟着站立起来后继续与希思交谈，希思见状不好意思忙着走，用眼神请示总理。周恩来也不好扫主席的兴，站在后面不再催促，朝希思点点头。大家站着有说有笑了一会儿，情绪都显得特别高，特别是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只见他特有的“仰天大笑”的笑姿，一连来了好几回，他的笑声让会见场面气氛更加活跃，毛泽东也在这一情绪感染下，精神显得特别好。
他们中间只有周恩来因为病痛折磨，明显没有其他人那么开心。他见主席和希思等人开始握手告别，便先离开了毛泽东书房，到外面过厅里等着外宾，然后再一同离开。摄影记者已经习惯周恩来很少留下单独和主席握手的举动，他一般在最后都将镜头集中在毛泽东与外宾握手告别的仪式上。可他并不知道，就在会见外宾的5月19日、23日、25日，周恩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们急得直跳脚，轮番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可周恩来淡淡一笑说，要等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后才能住院。
几天后，也就是5月29日，周恩来又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杜修贤决然没有想到这是周恩来在他的镜头中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也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一次共同会见外宾。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乔冠华和主席告别后就走出书房的门，杜修贤正准备离开，一扭头发现周恩来还站在门旁没有离开。
这怎么一回事？杜修贤一愣，总理今天的举动一反常态，平时总理在主席书房并不拘礼，常常会谈一结束起身就走，害得他们都“捉”不着他的镜头，可这次？？只见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似乎期待着什么。
既然没有参加大家最后告别握手，为什么不走呢？杜修贤犹豫了一下，心里的感觉一时说不清楚。他决定不急于离开，也站在靠门边的墙根默默等待着？？
毛泽东送客走到门边，与站在门旁边的周恩来目光相遇。瞬间，毛泽东一脸的笑容飞逝而去，立刻忧伤地垂下眼帘，这迅速变化的表情令杜修贤惊诧不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端起照相机，将镜头对准他们？？
镜头里，毛泽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头稍稍地低着，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容。花白稀疏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披去。他迎着高悬的摄影灯，脸上的肌肉明显松弛，但很光洁，身穿浅灰色的中山装，显得淡泊庄重。
十分消瘦的周恩来用温馨睿智的双目凝视着毛泽东。摄影光从他后侧射来，脑后和脊梁犹如披着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浓密，充满着生气。曾洋溢乐观笑影的“酒窝”虽已被岁月的刀斧凿成两道深深的沟纹，却依然显露出执着的善意。但是，一丝伤感的凝重神色却在眉宇之间徘徊。
周恩来看着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慢慢地伸出了手，毛泽东也把手伸了过去。两双操纵中国革命方向的巨手再次握在一起，组成了这神圣且又沉重的瞬间。
当杜修贤“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时，他没有想到这是共和国第一位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
后来周恩来从医院飞去长沙和毛泽东就四届人大的问题又会晤过一次，但没有带记者同往，也就再没有留下他们握手的照片。
打开历史，毛泽东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1925年的广州。他们从1925年共事，到1976年相继谢世，并肩战斗了半个世纪之久。
1925年，周恩来刚从国外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并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而毛泽东这时也因为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躲避到了广州。于是这两个籍贯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甚至连成长经历也不同的人有了第一次握手。
那时的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与周恩来正是在共同致力于与国民党合作的工作中相逢共事、并肩奋斗，开始了艰难的革命历程。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们便发现两人的思想认识竟然惊人的一致。
这次会议之前，他们都曾向陈独秀建议，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中共中央没有采纳他们这个计划，致使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因为两人对时局认识一致，相互对话便觉得默契与投机。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过从甚密。毛泽东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三期上，登了《东征纪略》，记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当时，周恩来派人接管的汕头《平报》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并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退出的要交名单。
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
毛泽东分析说：就广州的一个地方看，反动派的实力是大的，但就粤桂全局来说，反动派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党坚持原则，坚决予以反击，就一定能够争取团结那些动摇的中间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后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一句醒世恒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周恩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主张！
1927年蒋介石终于撕掉了拥护革命的面纱，发动了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杀绝，被吓倒。他们从血泊中、从枪口下冲杀出来，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又各奔东西，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周恩来来到了江西，发动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来到了湖南，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秋收起义。两个起义都相继失败，一个退出南昌，一个退出长沙。毛泽东将秋收起义部队拉上了井冈山。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之后，与朱德一起将部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他带领去广州领导工人武装起义，但是广州起义再次失败，周恩来又不幸染重病，被陈赓与叶挺两位爱将冒死救到香港，得以生还。南昌起义的另外一支部队在朱德和陈毅的率领下也来到井冈山，从此我们党有了自己的军队。因为南昌起义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所以我军的建军节定在了南昌起义的“8月1日”。“文革”中，林彪一伙为讨好毛泽东，多次想修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的9月9日，都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毛泽东自秋收起义之后，开始思考“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也就是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这个理论让中央的一些人特别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不以为然，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1931年10月，上海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来苏区“纠偏”。这三个人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三人团”。他们作为“钦差大臣”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开展了一系列“高强度”的批判，给他戴上三顶大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武装暴动之后有过三落。秋收起义后就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他的第一落。第二落是在1929年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那段岁月。那么第三落就是从这次成为中央批判对象开始的。
然而，毛泽东不服输的性格决定了他顽强的意志力。不管给他戴什么大帽子，他依然我行我素。
毛泽东这一次也不服输，他戴着三顶“大帽子”领导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他回到了中央苏区瑞金，已从上海搬到瑞金的中央机关并没有觉得这位打胜仗的毛泽东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大家去宣传。但毛泽东毕竟是凯旋而来的将军，胜利就是他军事才能的最好证明。由于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在苏区“一大”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通过了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毛泽东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主席兼总理。“毛主席”的称谓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沿用终生。
不久，中央做出取消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的决定，所有部队集中统一于以朱德为首的苏区中央军事委员会。
到了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觉得自己留在前方难以发挥作用，愤而同意离开前方，回后方治病休养。
毛泽东在苏区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剥夺了，失去军权的毛泽东耳边没有了枪炮声，顽疾疟疾又卷土重来，久久地盘踞在他的身体里。毛泽东和他的战马都停下了脚步，包括手里的那一支笔也停了下来，两年没有写诗。
这时，在上海同样受着王明排挤的周恩来，转移到瑞金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周恩来刚到达瑞金，就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
毛泽东理解周恩来的处境与苦衷，也非常感激周恩来对他的同情与信任。
第一次宁都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再次来到毛泽东在小源的住处探视道别。
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若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不久，周恩来带兵去“啃”赣州城这块“铁骨头”，几次攻城都不能取胜。周恩来马上派项英去请称病“休闲”50多天的毛泽东。这虽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但在他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时，便不顾自己发着高烧，甚至不顾贺子珍劝他等雨停了再走，就冒着倾盆大雨下山去助战，并且大获全胜。从这以后，无论是战火乱世还是太平盛世，毛泽东与周恩来始终共济同舟，相互倚重直至一生！
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在中央苏区的三年中，与众不同的是，周恩来更加欣赏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一腔深挚的感情。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合作与交往。这次合作与交往，远比以前要坎坷得多，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但是两人相互信任的程度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深厚与牢固。
如果提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早期地位，可以发现历史并没有一下子就选择毛泽东。他除了在中共三大当选中央委员外，未曾担任过要职。
毛泽东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往事，说过一段颇为风趣的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指中共一大)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尽管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政治命运坎坷，但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却始终是他的支持者，有时甚至是保护者。周恩来尊重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长处，在他的坚持下，红一方面军重新恢复了毛泽东的军权，任命他为总政委。在宁都会议前后，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望，说服更多的人去认识毛泽东，直到长征途中周恩来力排众议，积极推荐毛泽东“出山”。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遵义会议日益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注目。因为它是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毛泽东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这一历史选择的重要。毛泽东在这以前曾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几番病重，真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以其卓越的才华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41年之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
周恩来正是在这个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对此，毛泽东曾说过：“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此后，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辅佐下，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
综上所述，这一系列历史关头的真知灼见，使得毛泽东在风雨之中感受到患难见真情的巨大精神力量，为他与周恩来后来半个世纪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与周恩来，惺惺相惜，心心相印，风雨同舟，携手走了半个世纪，而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