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胡济邦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用当今时髦的话说，是美女外交官，美女记者。但她的名气并非源自年轻貌美。埃德加-斯诺曾评价她：“胡济邦女士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济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这位《西行漫记》的作者，将毛泽东的照片和胡济邦的照片一起印在了书的扉页上。胡济邦和斯诺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斯诺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任务，前往苏联和欧洲，在莫斯科的记者圈子里和胡济邦相遇。“在语言大师中，最‘威风’的恐怕非胡济邦莫属。这位先后为国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劳过的女秀才，正是曾经与世界五巨头笑谈国际风云的唯一的中国外交官呢！胡济邦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她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她还会日语、拉丁语……”
这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女子，在莫斯科13年(1936-1949)，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无数篇战地报道，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发表在国民政府情报司(即新闻司)英文版的《自由论坛》周刊和《中苏文化》杂志上。胡济邦凭借其卓越才能，成为莫斯科新闻、外交圈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1年6月22日，德军悍然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那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天，清晨，当广播里传出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时，正在莫斯科的旧使馆寓所洗头的胡济邦呆若木鸡。广播里莫洛托夫激昂的声调不容置疑，当时正在莫斯科计划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的胡济邦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并非是仲夏之梦而是严酷的现实！
“战争初期，苏军退却得比较厉害，这有很多原因。”胡济邦的思绪又回到那个年代，“一是斯大林中了希特勒的奸计，误杀了苏军卓越的领导人图哈恰夫斯基等8位高级将领。二是斯大林轻敌，他不相信丘吉尔提供的德军将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结果被打得个措手不及。这样，战争初期，在德军蓄谋已久的大举进攻面前，苏军惨败。”
局势危急，苏共中央和国防委员会决定将部分中央机关和外交使团紧急疏散到古比雪夫，莫斯科人心惶惶，有人开始烧毁党证，武官们纷纷作出判断，莫斯科守不住了，苏联完了。但是，胡济邦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中写道：“我忘不了莫斯科大战；我永远忘不了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莫斯科。但莫斯科上空有6道防空网，德军飞机能钻进去的极少。扔下的炸弹都是燃烧弹，敌人企图用燃烧的火焰来吓唬莫斯科人。开始几天，飞机一来，我和城中居民都躲进地铁，不久也习惯了，谁也不躲空袭了，大家参加灭火战斗。莫斯科城仅防御内线就有25万人参加，苏军派了无数新兵和志愿者，甚至一个妇女营投入战斗。侵略者遭到顽强抵抗。首都保卫者的口号是‘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希特勒准备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攻下莫斯科，在红场检阅纳粹军队。大雪纷飞，11月7日，红场上的阅兵式照常进行，但受阅部队是一往无前的苏联红军，而且从列宁墓前直接开向前线，斯大林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听到斯大林的声音，顿时令人热泪盈眶……1941年12月5日，朱可夫带领苏军发动大规模反击，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在莫斯科破灭了！”
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济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实地拍摄了大量历史性珍贵照片。她还参加战斗，对扑上来的德军开枪。皮衣皮帽的胡济邦精神抖擞地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在茫茫雪原上奔驰，这是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生活的缩影。
那些难忘的峥嵘岁月在胡济邦心中刻下永不磨灭的迹痕，她打开记忆的闸门，深情回忆：
在苏德战场上，我带着爱，带着恨，真实地记录下许多战时的实况。1941年冬，德军入侵斯摩棱斯克城，乡下的村庄一个个被毁灭，老人和儿童被甩到旷野冻饿而死，斯城周围30英里内尸横遍野。幸存的人住在山洞里，用木屑做的面包充饥。潘亚是一个健壮的农村姑娘，她逃进了大森林，遇到了约查和亚琴。三个妙龄女郎竟然组成了一个游击队。我和埃德加?斯诺先生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遇到了她们。她们说：“我们无法容忍德国鬼子，现在只有一条路，在森林里当猎人。”我问：“猎物多吗？”她们笑了：“德国人就是猎物呀！”这个姑娘说得好凶险。我问她杀过人吗？她说她开枪打倒了德国鬼子。那不是人，是纳粹！看见如此英勇不屈的人民，我对斯诺说：苏联必胜，德军必败。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刚刚结束，嘹亮的军号还在战地上回荡，城下硝烟未散，胡济邦即和斯诺、英国记者夏庇若一同获准前往斯大林格勒采访。
那是1943年初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胡济邦带着烟酒和自己包的饺子乘军用飞机来到斯大林格勒。一路上，胡济邦亲眼看见城市被德军炸成一片废墟。德国向斯大林格勒倾泻了100万枚重型炸弹，城内满目疮痍，断壁残垣。苏军第62集团军司令崔可夫将军领着记者穿过遍地瓦砾的战场，雪野上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德军埋下的地雷、没有爆炸的炸弹正被苏军工兵引爆，振耳欲聋的爆破声此起彼伏。
崔可夫将军举行丰盛的晚宴，招待记者，并单独接见胡济邦。他说：“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到过中国，担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中国人民有特别的感情，现在身边还留着一支中国制造的大手电筒呢。今天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见到漂亮的中国女记者，感到特别的高兴。”崔可夫热情地向胡济邦举杯敬酒。胡济邦深知，将军的酒，是敬给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的。她也向将军举杯，说：“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为将军和他的军队的胜利而干杯！”
胡济邦在一间小屋里采访了被俘的德军元帅鲍卢斯。鲍卢斯沮丧地在胡济邦面前低下头颅，“我叫腓特烈?鲍卢斯，52岁。”在斯大林格勒大捷的第四天，胡济邦就向国内发回了真实准确的一万多字的斯大林格勒专电《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现在看来，该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若胡济邦不亲临斯大林格勒，就无法让后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那天，就在北京这个干净整洁、充满花香的小院里，已经70多岁高龄的胡济邦老人，打开了话匣子：“我认为，记者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当记者对我的工作来说，就好像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要有良好的素质和职业道德。触角要敏锐，要关心政治，要有正义感，要坚持真理。要真实、要准确，不能浮夸。更不能当‘客里空’(“客里空”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此人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他不调查了解，坐在指挥部拟稿。“客里空”是俄语的音译，其意译为“乱嚷乱叫的人”或“喧嚣的人”，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人们把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消息称为“客里空”)。要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要善于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要准要快。准是属于质量问题，快是属于数量问题。准比快更重要。既准又快更好。要当好一个记者，还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譬如，在苏联，你不知道普希金，就很难与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家交往。当记者应该成为百事通，不然，工作就很难开展。”
胡济邦于1945年5月9日德寇投降的当天写下了《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高尔基街上，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个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三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龄，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见了，没有消息！普希金广场，一位美国士兵，被一群青年抬起来，反复地抛到空中，齐声喊着“乌拉！”……整天有群众在美国使馆门前，向着飘扬的美国星条旗欢呼，几位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用他们带着俄国腔的英语向从三、四层楼的高台上伸出头来观望的美国人欢呼祝贺，美国人也用半吊子俄语高呼：“红军万岁！”“斯大林万岁！”……昨天，莫洛托夫外长在答复美国记者提问时谈到：“苏联对日的态度，已在本年四月初明白表示过。今天同盟国在欧洲的凯旋，也是我们明天在东亚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报道发回国内，给即将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人民极大鼓舞。
广交朋友、嗅觉敏锐的胡济邦，与美、英等国的西方记者一道，参加了战时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包括三外长会议、四外长会议、各国政府代表团以及领袖访问莫斯科等。她采访过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丘吉尔、戴高乐等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还去乌克兰的基辅采访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到过法国、德国、瑞士、波兰、埃及、罗马尼亚、芬兰、丹麦、捷克、意大利……
战争刚结束的1946年，胡济邦以中国女记者的身份，应南斯拉夫政府之邀，参加了南斯拉夫对米哈齐维奇的审判。全世界都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胡济邦遂提出采访申请，很快就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批准。并且派给她一辆吉普车，一位陪同，另加两名武装战士保护。胡济邦抓住这个机会，跑遍了南斯拉夫全国6个共和邦，调查采访了部长、基层干部、士兵。最后，还在黑山采访了铁托总统。铁托向胡济邦介绍了当时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说，“今天早上，美国一家通讯社还造谣说我在黑山翻车受伤。”胡济邦机智地回答：“我来给你辟谣吧！”铁托大笑，高兴地与这位友好的中国女记者合影留念。一个多月的紧张采访，胡济邦对大战后的南斯拉夫了然于胸。不久，在巴黎召开的解决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领土问题的会议上，凭着对南斯拉夫情况的熟悉，胡济邦撰写的一份3万多字的考察报告，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胡济邦在苏联，遵照临行前党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过外交途径，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结识众多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如与列宾齐名的画家苏里科夫，著名油画家康恰罗夫斯基等，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还拜康恰罗夫斯基为师，学习油画。康恰罗夫斯基十分喜爱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女外交官，特地为她画过两张肖像画。当年，让苏联人民大饱眼福的中国艺术展，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展出，事无巨细，都由胡济邦一手操办。她热心相助袁牧之、陈波儿赴苏学习戏剧、电影。后来，袁牧之筹建中央电影局，任局长，陈波儿组建东北电影厂，创建北京电影学院，为我国电影艺术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胡济邦到苏联去，党组织指定曹亮为她的组织联系人，两人还约定了通讯代名和暗语(曹的代名为君碧)。但胡济邦到莫斯科后连着几个月都没有接上党的关系，这可把她急坏了！几次写信回国，向曹亮询问情况，谁知，原因是帮她带组织关系的两位同志因故未去苏联。1936年冬天，曹亮将这一情况告诉夏衍，请他为胡济邦介绍组织关系。夏衍通过秘密途径请史沫特莱托一位海员带信给在莫斯科的萧三，萧三很负责任地找胡济邦谈话，并把她介绍给苏联方面。以后胡济邦多次向苏联同志提出要求会见中国党组织，但每次苏方都说因工作性质需要特别保密，不宜与其他人发生联系。除工作外，苏方也经常为胡济邦组织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介绍国内斗争情况、国际形势，苏联同志解释说：这就是“特殊的组织关系”。
在莫斯科的悠长岁月里，胡济邦继续为党的事业奔波。经常提供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以及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方面取得的情报。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虽然没有和中共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但胡济邦时刻牵挂着国内。1937年，胡济邦委托由英伦回国、途经莫斯科的于炳然(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带给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党费。之前，约在1935年底，胡济邦也将自己出国置装节约下的300元交了党费。
在胡济邦的精心安排下，茅盾夫妇1946年12月25日抵达莫斯科，正式访问苏联。茅盾抵苏后的第三天下午，胡济邦以中国大使馆女秘书的身份来看茅盾，交给他一张请柬，说：“傅秉常大使请您和夫人在1月3日晚上去大使馆赴宴。”
宴请结束，在返回旅馆的汽车上，胡济邦对茅盾说：“苏联方面对您这次访问很重视，你们到达的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作了广播，第二天《真理报》又发了消息，并且派出叶洛菲也夫这样的高级官员来陪同，这是很少见的。”胡济邦的话也引起茅盾的深思。是呀！他心想，也许这就是傅秉常要宴请我的原因。但他始终没有察觉这位年轻的使馆女秘书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几十处提到胡济邦：……胡济邦拿着一架战利品康太克斯(一种德式照相机)，夹在记者群里拍摄，照我的相。主席台上的主人们，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其他几位常见的苏联领袖都先后出席了。……我不通俄语，只能靠胡济邦。彼大使、米参事、罗申武官、伊三克秘书都在。苏联一位导演家很愿意导演一个中国戏，胡济邦便推荐我的《屈原》……
1949年3月，国民党驻苏使馆起义，4月，阔别故土13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回国。中途胡济邦考虑到路途遥远，在境外时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后还要待命，有诸多意外。机智的胡济邦在途经瑞士时，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士银行保险箱，回国后即向组织报告。1953年2月，由我驻瑞士使馆取出了这批美元，胡济邦把这笔外汇折算成人民币全部捐献给了外交部幼儿园。
1949年5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这时北京刚解放，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千头万绪。但人人都是兴奋的。在北京翠明庄招待所作短暂停留的胡济邦忙里偷闲，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翻译了《苏联总工会关于工会组织工作的各种决定》等大量文件，为新中国的工会建设起了关键的作用。
9月，胡济邦进入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大楼，于同年11月至次年7月在外交部东二楼大厅举办的大使学习班里，任外交礼仪教官。学习班由李克农副部长主管，具体组织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负责。阎宝航(1895-1968)于英国爱丁堡留学，后长期从事统战和国际情报工作。他一米八的个头，中山装每天都熨得平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社交活动、礼宾礼仪、官场应酬，娴熟自如，从各野战军调来的将军大使们都称他“洋主任”。在学习班里，外交礼仪教官胡济邦被尊称为“老外交”，是个“传奇人物”，“在隐密战线上战斗了近30年的红色战士”。她教起“学生”来极为严格，就连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服了。胡济邦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叉外面了，必须穿衬裙，知道吗？”准备去匈牙利当大使的黄镇夫人朱霖，穿了件连衣裙，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觉得很漂亮，但胡济邦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出来，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这些不懂外语，又没出过国，从黄土地走来的“土八路”夫人们，个个都是短发。胡济邦指着她们的发型说：“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要求。要烫发，搽上点粉，抹点口红……”朱霖泄气地说：“我不干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到学习吃西餐时，朱霖对黄镇说：“我还要吃20个饺子才够。”服务员递上一盘水，朱霖想喝，胡济邦赶紧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只好悻悻地缩回手：“真是活受罪！”胡济邦在外交部办公厅任秘书科长、处长，研究室研究员等职近7年，为共和国外交部的初创，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李克农的赞赏。
1956年，胡济邦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国。匈牙利事件时，她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报》共发表她的专稿31篇，其内容为国内广大党政军干部关注。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我从她的报道里，晓得了你们的真实情况……”
胡济邦从东欧回国后，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笔下生花，纵览国际风云，其评论员文章，常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胡济邦同时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她的丈夫毕季龙，继唐明照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1979年，胡济邦随夫至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夫妻俩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美各国，结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两人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