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国际法律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处总部碧潼，调查了解侵朝美军在朝鲜北部地区发动细菌战情况。图片自左至右：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夫人、朝鲜朴翻译、志愿军女翻译林锦霞、巴西专家代表、志愿军女翻译周缮群、李清菊。
中央电视台10频道近日播放了题为《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的电视片。电视片中有这样的画面：朝鲜北部的冬天，气温达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在白雪皑皑的原野、山坡上却异乎寻常地有苍蝇、蚂蚁、硬壳虫、老鼠等多种昆虫和动物四处活动。经过检测，发现这些东西都带有病毒和病菌。于是，一场细菌战与反细菌战的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笔者作为志愿军的一员，也亲身参加了这场反细菌战的调查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满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志，跨过鸭绿江，抗击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美军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却打不赢这场战争，他们竟不顾国际公约，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
当时，美军不仅在朝鲜北部地区，而且在设有“POW”(战俘营)醒目标志的志愿军战俘营周边地区投掷细菌弹，撒布细菌、病毒。我志愿军俘管处派出以俘管处总部秘书冯宝龙为组长的一个小组，奉命率领军医和几名战士，在战俘营周边搜集美军投掷细菌弹、撒布细菌病毒的证据。他们将搜集到的细菌弹壳以及死苍蝇、死老鼠等昆虫和动物进行消毒处理，拍成照片，在战俘营区展出。
美、英战俘们看了展览，大都相信这是事实，不容否认；但又不免担心，美国这样搞，战争将会拖延下去，回家的希望将会更加渺茫。也有极少数战俘就是不相信。我记得，一个名叫道斯曼的美军战俘说：“美国不会违反国际法使用细菌武器、干出这种蠢事的”。正当志愿军干部、战士、所有战俘，以及周边朝鲜群众普遍打防疫针的时候，道斯曼不仅不肯打防疫针，还故意从路边找到一只蚂蚁丢到嘴里吃了。结果第二天，道斯曼上吐下泻、发起高烧。他急忙跑到志愿军医务室哭诉道：“快救救我吧！我要活着回家去！”我军医护人员立即对他进行了紧急救治，最终使他转危为安。
随着我志愿军防空力量的增强，尤其是志愿军空军飞机的升空，许多美国空军飞机被击落，多名美国空军飞行人员被俘虏。据我方调查，他们其中有许多人奉命投掷过细菌弹。我们对被俘的美国空军飞行人员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且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许多美国空军被俘人员打消了顾虑，纷纷交代自己投掷细菌弹、参与细菌战的事实，其中一些细节，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在笔者的记录和记忆中，共接触过25名交代投掷细菌弹、参与细菌战的美国空军被俘人员，现将其中几人的情况介绍如下:
约翰·奎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人，靠母亲打工抚养长大。中学毕业后进入美国空军航校学飞行，毕业后奉派到空军学院任教，随后被派到南朝鲜，在美国空军第5联队第3大队3中队8分队担任B-26型机的中尉飞行员，1952年1月13日到朝鲜北部地区上空执行“特殊任务”时被志愿军击落。奎恩被俘后很害怕，怕受虐待，怕被杀头。然而，当时他腿部被树枝划破，鲜血把裤子都染红了，是志愿军用担架将他抬到卫生所，上药包扎，换上新衣服，然后才送到后方战俘营的。他发现志愿军人员发给他好的食物，给他暖和的衣服、毛毯，并且一再耐心而和蔼地向他讲解什么是宽待政策，让他紧张的心情很快就放松下来。不久，奎恩详细交代了他几次接受投掷“哑弹”(细菌弹)的经过情况。他说：“我投下的‘哑弹’，里面装有花蝇、黑跳蚤和其他带菌的昆虫。每个‘哑弹’长137厘米、宽36.4厘米，由两瓣组成，内分4格，弹壳为钢皮，厚0.15厘米。炸开后分为完整的两瓣。我头一次将‘哑弹’投掷在宁远郡宁远面马上里。另一次在博川郡龙西面星里山地上空盘旋，正准备投弹时，飞机被高射炮击中。”
肯尼斯·伊纳克，美国俄亥俄州人，1943年6月应征入伍，进入空军。入朝后与奎恩同在美国空军第5联队第3大队3中队8分队，任中尉领航员，1952年2月的一天，在志愿军第9兵团驻地附近投掷细菌弹时被击落。我们的女翻译刘禄同志曾奉命带领几名战士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紧急赶往离驻地30多公里的小山村，去接收这名被俘的美国空军飞行员。由于这名美军俘虏对于我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不了解，害怕得很。他趁我方管理宽松的间隙，从后门逃跑了。我警卫战士在一个小山上找到他时，发现他手里还拿着一片破镜子，企图用镜子的反射光与美军飞机联络。在事实面前，他发现我志愿军个个和蔼可亲，根本不是美军上层所描绘的那样。于是他交代了和20多名美国空军飞行人员于1951年8月25日在日本基地参加投掷细菌弹、进行细菌战的“绝密讲座”，以及他和同伴几次驾B-26型飞机潜入朝鲜北部地区上空投掷细菌弹的详细情况。
继奎恩和伊纳克等之后，美国空军上校军官许威布尔、艾文斯等3人也都写出了书面交代材料。笔者亲眼看到他们在交代材料上签字，并且进行了录音。他们在办完这些事情之后，感到志愿军俘管当局并没有惩罚他们的意思，一个个显得很轻松的样子。许多人感到后悔、愧疚，说不该参加这场“肮脏的战争”。被俘的美国空军上校许威布尔说：“我投掷了细菌弹，参加了这场不光彩的战争。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有的只是惭愧和悔恨！”许多人还纷纷表示，要加入爱好和平者的行列，重新做人，以洗刷自己良心上的过失。
所有投掷过细菌弹、参加过细菌战的美国空军被俘人员，均受到志愿军的宽大对待。在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与亲友通信联络等诸多方面，均同其他战俘一样，按政策享受同等待遇。《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交战双方在遣返和交换被俘人员时，朝、中方面及时将他们遣返，交给美方，使他们实现了返回美国与亲人团聚、过和平生活的愿望。
现在，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仍有人使出拙劣的手法，妄图为当年美国在入侵朝鲜的战争中发动细菌战、使用细菌武器翻案，当说客。然而在包括大量的人证和物证在内的历史事实面前，他们的诡辩说辞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们除了自我暴露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外，想从中捞到点什么东西，那只能是徒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