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八路”为抗战牺牲
被列入中国抗日英烈名录的宫川英男是在华日籍反战斗士的代表。他原名宫川启吉，1918年出生于日本山梨县。1939年，在日本国内“全民皆兵”的战争狂热气氛中，家境贫困的宫川应征入伍，成为日本陆军第32师团一员，并于当年踏上侵华战场。1941年夏，宫川所在连队被八路军伏击，宫川被俘虏。被俘之初宫川顽固拒绝认罪，多次想要自杀。后来在八路军的感化和日本在华反战人士的教育改造下，宫川思想转变，自愿加入八路军，并加入日本共产党，担任“日本士兵觉醒同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
1943年，宫川被派遣到山东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开展工作，主要区域为济南到泰安铁路一线。在八路军敌工干部掩护下，宫川深入日占区进行各种反战宣传，据中国抗战老兵回忆，宫川“看起来文弱”，但勇敢坚决，敢于接近敌军据点等危险地区。他制作的《士兵之友》《士兵的呼声》等宣传材料内容情感真切，在瓦解日军斗志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宫川也因此成为日军“重点缉拿对象”，据说悬赏价值一架飞机。1945年，宫川等人在根据地村庄被日军包围，在敌人搜捕中，宫川奋起反抗，开枪自尽，时年仅27岁。他的中国战友们冒雨拼命夺回他的遗体，将其下葬。1980年，宫川的灵柩被移至山东省长清县烈士陵园，并树碑纪念。
宫川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生命，还有一些“日本八路”则一直奋战到战争结束。如现担任日本“八·四会”(即八路军、新四军之会)会长的小林宽澄。小林出生于1919年，1939年应召入伍，次年被派往中国，1941年在山东牟平县被俘。在八路军的教育和感染下，小林也弃暗投明，成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一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结束后，小林还前往东北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济南市人民政府担任干部，专门负责日侨工作。他在中国娶妻生子，妻子是解放军四野部队中的一名日籍女护士。直到1955年，小林才携妻带子回到日本。小林对中国怀有深切感情，回国后一直主张对华友好。
日籍反战斗士遍及各条战线
抗战时期，中国活跃着相当数量的日籍反战人士，他们的主要来源是被俘的或因不堪长官虐待而投诚的日军士兵，还包括流亡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党员与左翼人士。到抗战结束前，在华的日籍反战人士保守估计近1500人。他们从事的反战宣传产生可观效果。在日本侵华部队中，因为日籍反战人士的宣传而出现的厌战、内讧和逃亡现象逐渐增多，并形成滚雪球式效应。
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思想教育和统一战线政策，在敌后战场，日本人反战组织非常活跃。1939年1月，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新年集会上宣布加入八路军，成为最早一批“日本八路”。当年11月，杉本一夫等7人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建立“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中国战场上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1940年5月，在日本共产党总书记野坂参三的指导下，被俘日军士兵森健、春田好夫等人建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3年2月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1944年，该组织在敌后战场已有17个支部，范围覆盖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
1942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确定多条反战宣传方针，包括利用日军士兵的思乡情，宣传八路军“不杀俘虏”政策，鼓励弃战投诚；鼓励日军基层士兵反抗长官，激化官兵内部矛盾；唤醒日本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使其认识到侵略战争反动性。他们的三大“杀手锏”是阵前喊话、散发传单、寄送慰问袋和信件。1943年，日籍反战人士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地区散发传单百万余张，内容多为回忆日本故乡和说明时政形势，“以情以理，双管齐下”。每逢节日，他们还会向日军士兵投送装有笔记本、肥皂的慰问袋。尽管日军严令禁止，但还是有不少日军士兵留下这些“自己人”的东西，并相互传阅。日本左翼团体研究称，在抗战中后期，日籍反战者的“基层策反”对日军士气造成有效打击。
在正面战场，日本人反战组织也迅速发展，其主要领导者是著名左翼作家鹿地亘。他筹建反战组织的努力，得到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协助和关心。1939年12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成员包括鹿地亘等10人。组织成立后，鹿地亘立即率成员北出昆仑关，冒着炮火在阵地上对日军喊话。1940年，“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重庆总部成立。同年，该组织反战剧《三兄弟》的巡演被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叫停。1941年8月，国民党方面以“存在思想不当”为由强行解散该组织，将除鹿地亘之外的成员关进贵州镇远的战俘营，并对他们实施隔离监视，此事也被称为“小新四军事件”，令国内外舆论哗然。后来国民党在政治部内部设立“鹿地研究室”，安排鹿地亘等少数几名日方人士收集日方情报。但大多数反战组织成员一直被国民党拘禁在战俘营，不少人因疾病折磨而死，到日本投降前夕大约剩余170人。
回到日本多遭不公对待
战争结束后，“日本八路”和左翼反战人士纷纷归国。他们大多数人成为和平主义者和对华友好人士，通过著书、报刊撰文和演讲等形式继续进行宣传。他们真切体会过战争的残酷与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有“一定要和中国友好相处”的坚定立场。另外，他们对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印象深刻，小林宽澄等人回忆说，他们放弃侵略者身份后，中国人民原谅并接纳他们，老百姓将他们当成宾客，为他们省出口粮，通宵站岗放哨，甚至为掩护他们献出生命。这些日籍反战人士成为中日友好的坚决捍卫者，是“对中国人民最善良情感和关照的回报”。
“日本八路”们回国后多数遭遇不公正对待，杉本一夫、小林宽澄等人被贴上“叛国者”和“赤化分子”标签，长期受政府监视，并因此找不到工作。不少在华反战同盟成员只能打零工度日，老年贫困潦倒。他们还经常遭受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骚扰，甚至是人身威胁。近年在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背景下，这些日籍反战人士更加受到排斥。他们当中一些人表示，并不在意被视为“异类”乃至“叛徒”，他们所顾虑的是，在他们逐渐老去，离开这个世界后，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甚至“将战争当作儿戏”的日本人，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如何处理自己与邻国人民的关系，那是相当值得担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