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进入1967年后，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直至基层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全国性动乱急剧蔓延。这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他们忍无可忍，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冲突一触即发。196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在会上，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突然攻击。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重任。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
毛泽东在得知“大闹京西宾馆”的情况后，想去听听不同的意见。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见到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危害，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并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
不久，中央军委拟定了“八条命令”初稿。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会上，文革小组成员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军事机关)”的内容。当天下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碰头会讨论情况。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同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审定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时，删去了第5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的内容。毛泽东审批时加写了一句话：“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批示：“很好，照发。”当天，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
这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通称“三老四帅”)、余秋里、谷牧等，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始后，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以“三老四帅”等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为另一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叶剑英指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
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康生蛮横地指责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随后，聂荣臻怒斥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有关“文革”的6个政策性规定文件。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对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乱党乱军、残酷迫害老干部等罪恶行径，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
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这时，周恩来大声叫他回来。陈毅劝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接着，陈毅回顾延安整风的情况，怒斥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乱党乱军的行径。他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周恩来插话强调，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接着，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李先念针对谢富治的插话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3次简短插话外，既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辞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他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碰头会上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告“三老四帅”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的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初同意，现在又反对呢？老帅们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这么个搞法！无论他们怎样向毛泽东解释，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还是不耐烦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话如此严厉，火气如此之大，这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与毛泽东硬顶，只会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必须保存实力，保护老同志们过关。周恩来清楚，办法只有一个：先把责任承担下来，“检讨”过关，再做打算。
周恩来巧妙地替老同志们说话：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做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余怒未消，在他的提议下，会后召开了一系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对“三老四帅”的批判不断升温。
周恩来怕“三老四帅”们出事，私下里向他们提出了3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们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后，与周恩来一起做了做检查。
批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又考虑，必须让老同志们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迎来了1967年的“五一”节。每年在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中央有个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与民同乐。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上天安门“亮相”，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五一”节是个机会。周恩来在提出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有意把参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列在其中。经毛泽东批准，被指责参与了“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都在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并没有放过对“二月逆流”的批判。为此，周恩来又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一方面对老同志们的生活和处境极为关心，另一方面艰难地努力，为他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扫除障碍。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生前接受笔者专访而回忆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说：“当年，总理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做指示。”
1967年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趁机冲击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元帅等人的行动都受到很大限制。“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担心老帅们在出席招待会的路上出事，他指示北京卫戍区领导：徐向前等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路上不出事！之后又嘱托卫戍区：一定要保证徐帅等在回家的路上也不出事。
为保证老帅们的安全，周恩来想了很多细致的办法。据傅崇碧回忆，仅送徐帅回住处就颇费心机：“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3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周恩来自己曾几次谈到过对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保护，在他看来：对陈毅、谭震林“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直到“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二月逆流”才终于得到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