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上记载着“人圈”血泪
记者深入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村采访时了解到，前不久，刚有一批日本教育界人士来到这里，实地探访了“人圈”和杀人坑遗址。
村民们告诉记者，自1997年开始，每年都会有日本人来到这座山村，2000年，一些日本教育界人士还出资修建了蘑菇峪中学，作为对当年侵华日军所犯滔天罪行的深深忏悔。
无独有偶，在北京市密云县白马关，也有当年侵华的日军士兵前来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密云县原外经委干部王家富告诉记者：“1991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上级的电话，说有个日本侵华老兵要到白马关去，让我和外事办的宗政祥同志陪同前往。”
长城白马关，就是当年日军制造的一个“人圈”的所在地。
王家富回忆，当天来的日本人，年纪大约有70多岁。宗政祥曾在日本工作过，懂一点日语，就当起了翻译。去白马关的路上，日本老兵说，他曾是一名侵华日军士兵，当年就驻扎在白马关，是个班长，杀过中国的军民，现在感到很内疚，所以特意到他犯过罪的地方忏悔。
到了白马关，日本老兵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街巷。走访了几处遗址后，他来到城墙下，突然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宗政祥说，他在谢罪，向中国人民谢罪……
密云县原党史办主任林振洪告诉记者，近四十年间，来到密云县各地谢罪忏悔的日本人，几乎每年都有。
日本作家：
实地走访上百次谢罪
出生于1926年的日本教育家仁木富美子女士1989年退休后，任日本援助中国山地教育会理事、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她于1994年10月至1995年4月间，4次亲临兴隆县，考察访问“无人区”，走访了十几个乡镇的50多个村庄，采访70多岁以上的老人100多人次，撰写了《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一书。
仁木富美子女士在书中写道：可以说，我在调查兴隆惨案的过程中就已明确感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确实是一场非正义之战……那些为不义之战而死去的人果真就获得名誉了吗?他们死得其所吗?正因为他们死得毫无价值，所以活着的人们才想方设法地去弄清当年那场战争的真相。当然也有人会认为，死者至少是为国家献身的。然而，如果人们知道当年那场战争，完全是因为国家与军队的疯狂行为而引发的不义之战的话，那么人们必定会大声疾呼：“是谁把我的孩子、我的丈夫、父亲、兄弟，我的亲人、亲爱的朋友，送上战场让他们卷入那场非正义之战呢?是谁让他们去杀害那些无辜的人们的呢?为了这样的战争而战死，果然得到了荣誉么?是否是白白送死呢?” 言及60多年前日军在兴隆县一带野蛮制造无人区，仁木富美子说：“我愿意代表兴隆人，把他们所遭受的灾难，转告给日本人民。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什么战史研究人员，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应努力理清这段历史。”
为写作此书，仁木富美子在无人区走访了许多当年的亲历者。她是个注重事实的学者，走访过程中，替日军几十次上百次地谢罪。1995年之后，每年8月间她都带领日本山地教育支援会到兴隆，除帮助12处中小学兴建了校舍，他们还实地听证人证言，察看肉丘坟、“人圈”等无人区遗址。
日本学者：
“无人区”比“三光”政策还残忍
关注长城沿线“无人区”的并不只有中国学者，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同样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在日本，第一个介绍“无人区”的是东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他与原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平合作，于1989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又一个“三光”作战》。
这本书关于“无人区”的描述比较客观和全面：“无人区化”政策……把祖祖辈辈居住在那里的中国老百姓强行驱赶进“人圈”，并实行集中军事管制。这是有意识地摧残生命和荒芜耕地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七三一部队”的活体试验规模更大，地域更广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无人区化”政策完全超越了“三光”政策。从制定计划之始，它追求的就是一场拓展地域、扩大空间及时间的连续性的大屠杀，是另一个“三光”作战……总之，日军实施的“无人区化”政策，是一个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的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等综合为一体的集大成之“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