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和平协定”签订过程 周恩来与张治中和谈

首页 > 红史 > 抗日战争2016-05-17

左一张治中,左三周恩来

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有许多的年青人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中,他们用自己的青春谱写了一曲曲壮美的歌。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找来了一些当年的“红小鬼”,写了一套《岁月丛书》,为今天的青少年讲一讲那过去的,既平常又极不平常的故事。钟灵就是这样一位“红小鬼”,编者从《岁月丛书》之《奋斗与机缘》中选取了他的一段经历,以飨我们的青少年读者。

1949年3月下旬,我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布置国共和谈的会场。会场地点设在中南海勤政殿椭圆形的大厅内,会场布置也很简单:在大厅正中摆一张长桌,是用五张方桌并成的,上面铺上绿色毛毯(绿色取和平之意),北面坐北朝南设五把椅子,是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的座位;南面坐南朝北设四把椅子,是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黄绍?、屈武(第四个人记不得是谁了)的座位;东面的一端是我方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座位;西面的一端是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座位。

这座次的平面图送呈周副主席批准后就照办了。至于休息室的安排及烟茶招待等,则由我们第一组负责。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在勤政殿开始谈判,谈到4月15日,共谈了半个月月。但在主会场勤政殿正式开会的次数不多,大约只有五六次,而且都在上午开,每次只开两个多小时,而大部分时间是会外的单独活动和分别协商。

这些正式谈判之外的活动我是不在场的。每次正式谈判时摄影记者都可以参加一会儿,而开始发言时,就只有双方代表参加了,我和卫士长两个人在东面墙边侍立,记者们就都退出了。

现在想想,当年谈判时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给我的感觉并不像谈判,倒像是国民党受降的仪式。

每次谈判时我方都义正辞严,而张治中则措辞委婉,而且有几次谈时都是只有双方首席代表发言,其他代表则基本上都不讲话,顶多插言一两句。奇怪的是这个谈判不设记录席,也没有人作记录,也不用扩音设备和录音设备。也不知这段史料留没留下来。

几次谈判中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张治中方面总是在战争罪犯问题上纠缠不清,强调这是个非常难办的问题,要求我方从宽;一是周副主席发了一次脾气,张治中再三道歉。

第二件事是这样引起的:张治中在发言时举了个不很恰当的例子,大意是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副主席听了这些话,当即拍案而起,严正地斥责了张治中!我记得周副主席说的话大意是: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帐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当时,气氛非常紧张,张治中在周副主席的威严面前,只有连连道歉,说自己用词不当。我们这些在场的同志都感到扬眉吐气。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经过会上会下的谈判,终于在4月15日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订案)八条二十四款,由黄绍带回南京,南京政府如果同意,再在北平由双方代表正式签署。

4月15日,国共和谈暂告结束,我方提出的签字最后期限是4月20日,只等黄绍回到北平就要签字了。

代表们是休会了,我可忙了起来。按周副主席的指示,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的文具、文本等,都要我在19日以前准备好,只有四天时间,而我接受任务时已经是15日傍晚了,时间非常紧迫。当晚,我就连忙去荣宝斋(那时还是私营的)定做了一只大白铜墨盒,并用正规的隶书写了“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纪念”十个字,刻在墨盒盖上;又定做了两枝毛笔,插在铜笔架上,笔杆上由荣宝斋刻上和墨盒上一样的文字。

这些都好办,一天就可以办妥。最麻烦的是两份签字的文本,这是两本织锦封面的大册页,外面是云头锦盒包装,每本要用小楷誊抄《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后面留有双方代表签字的地方。这两份签字文本封面上的题签仍由我来用隶书写。

《协定》全文有六千多字,就由荣宝斋请人照抄,好在他们有字写得很规矩的书家。抄写这两份文本用去了两天两夜,然后我亲自校对了两遍,一个错字、漏字也没有。这一套文具册页总算在18日晚上全部准备好了。我拿着这些东西送到周副主席那里请他过目,周副主席看了很满意。

没想到,结果我却是白忙了一阵,因为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这是他们自取灭亡。21日凌晨,我百万雄师胜利向江南进军,不久便解放了全中国。

现在,那些墨盒、毛笔、册页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保存着。这些东西是有力的物证,表明了共产党是有和谈诚意的,是极为认真的;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所以最后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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