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当初如果答应了亚非13国和联合国的停战提议，不但可以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战争，而且还有可能顺便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中国错失了这一良机，不但使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甚至对之后国内经济建设、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7月10日，美方代表乘着插有白旗的吉普车前来开城参加谈判会议。
这两次停战提议是否真的能给朝鲜战争带来和平?历史无从假设，我们还是重回当时的历史语境。
杜鲁门：“迄今我们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入朝。10月25日，在云山地区发动首次战役，迫使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撤退至清川江。11月中旬，麦克阿瑟又发起新一轮“结束战争”的攻势。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各部队后撤30公里，占据有利地势，等待最好时机歼灭来犯之敌。11月25日，志愿军开始了强有力的反击。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回到三八线以南。到1950年12月24日为止，中朝联军收复了北朝鲜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领土。
面对接二连三从前线传来的坏消息，华盛顿陷入混乱之中。杜鲁门说这是“迄今我们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为了保持美国在朝鲜半岛和整个远东的地位，杜鲁门在11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形势”，当被记者追问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时，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个消息吓坏了追随美国的盟友。虽然艾奇逊在当天就代表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有关核武器的情况绝不会因为总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而改变，但还是受到了英、法等国的抗议，他们担心美国人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他们拖入亚洲战争的深潭”。英国首相艾德礼在12月4日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面谈，他们重申决不撤离朝鲜半岛，但表示“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联合国在朝鲜的目的”。
就在艾德礼飞往华盛顿的同一天，志愿军接到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朝鲜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将其军队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同时，毛泽东还指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中国拒绝亚非13国停火提议
杜鲁门“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言论也让许多亚非国家深感不安。
1950年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转交了一份载有13个亚非国家提出的倡议条文的备忘录，建议先在三八线停火，并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以便能进行协商。潘尼迦告诉章汉夫，“这是所有非欧美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建议，这一建议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因此，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中国向来重视与亚非国家的友谊，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但13国此次提出的“和平倡议”却引起了中国的不满。12月8日，周恩来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约见了印度大使馆参赞，向他提出了四个问题：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对朝鲜的侵略?为什么13国不宣言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为什么在美国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讲话?为什么13国中还有菲律宾(当时菲律宾是向朝鲜出兵的国家之一)?
而此时，刚刚回国参加盟国领导人最后一次会议的柯林斯认为，联合国部队不大可能被赶出朝鲜，随着第10军与第8集团军会合一处，这支联合部队就有可能无限期地守住釜山的环形防线。柯林斯带回的消息使美国及其盟国沮丧的情绪开始有所缓和。在这次会议上，美英同意按过去的分界线--三八线来结束战争。
于是，13国提案被一分为二，第一案由13国提出，要求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第二案由12国提出(菲律宾后来退出)召开国际会议商谈停战，划分非军事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远东问题。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以五十一票的多数通过了第一个提案，而对第二个提案予以搁置。为了能够“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基础”，会上还通过了成立“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
先停火后谈判的主张在中国看来是敌人退守三八线以后，为了争取喘息时间而玩弄的阴谋，美国停战的诚意值得怀疑。中国对美国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一面在联合国大会上同意先停火后谈判，一面在军事上整军再战。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同时决定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和军火生产，要求将美国军队从现有的25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在一年之内将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五倍和四倍。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仍在积极构筑工事，建立纵深防线和整顿部队，准备恢复攻势。
此时，中国在志愿军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也进行了再三的考虑。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建议第三次战役暂不越过三八线，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
但志愿军止步于三八线将给政治上带来不利。如果接受联合国决议，就等于接受了联合国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事实。周恩来在后来的声明中说，“凡是没有中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的一切重大决议，首先是有关亚洲的重大决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而决议主张沿三八线停战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正如周恩来所说，美军既已越过了三八线，因此三八线已被麦克阿瑟破坏而不复存在。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示中明确指出，如从12月初到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营各国亦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南朝鲜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营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12月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而在前一天，毛泽东已经命令彭德怀“发动另一次战役”并“跨过三八线”。
1951年停战提议
第三次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开始，中朝军队出其不意地全线发起进攻，迅速突破了临津江、汉滩川以及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预设的防御阵地，联合国军退至三七线附近地区。
第三次战役之后，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月11日通过了“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有关解决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的五项原则意见的报告：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停火实现以后，一切非朝鲜军队将分阶段撤出朝鲜，并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政府”的决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此时，朝鲜战场上的失利加深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矛盾，美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承受着各种要求停战谈判的压力。英国于1951年1月上旬举行英联邦总理会议提出“不应使美国的政策把联邦牵累太深”，主张同中国进行谈判。但是，美国不甘心让朝鲜战争以失败告终，希望把朝鲜战争体面地维持下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决定，除非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由于军事原因被驱逐，绝不自动撤军，并且认为，这对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将来极为重要。从这一决定可以看出，除了停火以外的其他内容，美国并不想谈，特别是讨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这一方案是在提交联合国的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美国政府在选择是否支持这个方案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它只想停战不想谈判的矛盾心理，如果同意则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而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
艾奇逊根据中国1950年12月曾拒绝联合国提出的停火议案，认为中国领导人态度强硬，“政治上尚不成熟”，推断中国政府有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方案。他建议杜鲁门同意这项方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结果正如美国所愿，周恩来在1951年1月17日复电联合国时拒绝了这项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方案，认为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建议：在中国举行包括中、苏、美、英、法、印度、埃及的七国会议，在同意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谈判，谈判的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1月27日周恩来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话时指出，我们主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美国侵略朝鲜的同时侵略台湾，这就破坏了和平;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更破坏了和平。等到美军逼近鸭绿江，再加上美机轰炸我国人民，美舰炮轰我国商船，这就更破坏了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去掉这些对和平的威胁。
事实上，中国政府此次拒绝的只是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而不是拒绝整个以五步方案为基础的停战提议。但美国只关心最终的结果。只要中国拒绝了停火方案，美国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战争责任就可以完全甩到中国政府的头上。1月20日，奥斯汀特使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提案，公开宣称中国为侵略者。2月1日，这项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
是机会还是阴谋?
对于中国两次拒绝停战提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错失了一次良机，甚至把中国此后在内政外交方面遇到的困难都归于中国对停战提议的拒绝。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层面的考虑：第一，当美国军队被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被解除，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中国也已经尽到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如果中国此时接受停战提议，则可以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这场战争，不仅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第二，退一步讲，即便停火失败，至少中国军队还可以借此机会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力量。
但是，从中国出兵的战略预期以及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在当时是不可能接受这两次停战提议的。
经过志愿军第一、二次战役的打击，联合国军队被迫退回到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场上的形势让中苏及朝鲜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到了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攻占汉城，将战线推至三七线附近。从战场形势来看，中国出兵朝鲜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但毛泽东最初制定的“消灭敌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的目标依然没有实现。而毛泽东希望达到的，不仅仅是要解除军事上的威胁，还有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这一点考虑可以从1950年12月22日、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两次提出的停战建议中看出来。所以，毛泽东才在面对这两次停战提议时认为，美方在主力未受损、而志愿军正处在胜利进攻的形势下玩弄停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喘息之机，整军再战。同时他还认为，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中国拒绝停火提议与苏联和朝鲜的态度也有关。陈兼也认为，毛泽东此时的不妥协态度是因为中国需要同北朝鲜保持团结，而金日成等北朝鲜领导人都希望能使朝鲜半岛得到统一，他们不相信彭德怀关于中朝联军已无力继续进攻的看法，并向毛泽东和斯大林抱怨彭德怀。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表明了中国的官方立场，强调立即停火在共产党一方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当美国对诸如从朝鲜撤出全部外国军队、解决台湾问题、把其他远东重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等重要条件表示同意之后，北京才能同意进行谈判。北朝鲜对这一反馈感到满意，并于1月16日复电表示同意。第二天，周恩来正式拒绝了13国建议。
中国第二次拒绝停火建议之后，准备休整两个月之后再发动春季攻势的志愿军，在1月25日被迫转入防御作战，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但是，如果中国接受这次新的停火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休整的时间，延迟下一次战役的到来是值得商榷的。在联合国军退至平泽、忠州、堤川、宁越、三陟一线之后，迅速从美国本土及驻扎在欧洲、日本的军队中，抽调了大批老兵补充其在朝部队，并将美第10军调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地区，加入了第一线的作战序列。而按照李奇微的设想，一旦时机成熟便马上恢复攻势。也就是说，第四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并不受制于双方是否就停火的建议进行谈判，而更多地取决于美方军力何时得到恢复。1月15日，也就是中国拒绝谈判的前两天，联合国军就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在水原至利川间实施试探性的进攻。再加上此前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国防费的法案等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当时并不想真的进行停战谈判，只是想通过玩弄停战阴谋转嫁战争责任而已，即便中方在第三次战役后同意了停战谈判，美方也仍然会找借口把战争继续下去，更别提让中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了。
从1951年1月中国拒绝停火建议开始，直到停火协议的最终签订，又经过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方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美国却因此达到了目的，一方面利用中国的强硬态度和军事上的胜利从外部向各盟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政策上与自己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拒绝让美国抓住时机，大肆渲染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提案，把延长战争的责任转嫁到了中朝政府的头上，摆脱了其外交上所处的尴尬境地。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确实错失了一个良机，因为从此时开始，无论在外交还是战场上，中国都由主动变为被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