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有两件大事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一件是“林彪自我毁灭”，另一件就是新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是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当下发来邀请电，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重返联合国。
好消息来得突然，却也着实不易。
非洲国家再推“两阿提案”
-事实上，从1950年起，每届联合国大会都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美国每次都以“延期讨论”这一问题为名加以否决。直到1961年，新西兰代表首先提出“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日程”，紧接着，苏联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日程，这两个要求均被大会采纳，美国的“拖”字战术由此未能再奏效。
也正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亚非独立国家先后诞生，联合国里以欧美占绝对优势的力量格局开始逐渐被打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渐露曙光。
这些联合国新增加的亚非国家多达56个，占当时联合国成员国近一半。其中，绝大多数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出于和中国有着共同遭遇、相同目标而旋即成为联合国里支持中国恢复合法权益的强大力量。
这股力量与反对中国的势力，足足较量了11年之久。在“延期讨论”策略不奏效之后，美国又抛出“任何有关中国代表权的问题需经大会2/3多数票同意”的所谓“重要问题”案来加以阻挡，但年复一年地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案时，反对的票数逐年增多。
到1970年25届联大上，支持阿尔巴尼亚等18国提出的新中国恢复合法权利的有51票，反对的47票。支持票数第一次超过半数，但因不足2/3未能通过。
不过情势已不可阻挡地朝有利中国的一面发展。1970年的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元首会议，联合声明集体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次年，中加建交，和1964年的中法建交一样，重创美国阵营。
此外，中国还获得了拉美国家的一些支持。当时的外交部翻译，后任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解释道：“当时拉美一些国家在争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是美、苏主导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领海和毗连区公约》，规定各国领海和毗连区不得超过12海里，拉美国家对此始终予以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支持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权益，这也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拉美国家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支持。”
有感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表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他并在一份口述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又再次强调：“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这一点，终以“两阿提案”被高票通过得到印证。其中，赞成票中的非洲国家票数，高达三分之一。
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
即使意识到“无法阻挡中国返联”的形势下，美国还在为保住台湾国民党当局席位“最后一搏”。
1971年8月，美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书信及备忘录，强调“双重代表权”。它的要点，用布什的话解释说：“我们不讨论谁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所做是以联合国这个政治为主的组织对此一现实——中华民国一直以来是联合国忠实会员，另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统治着更多人口——做政治上的决定。”换句话说，美国主张“中华民国”与新中国同时拥有代表权。由此，美国以“双重代表权”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昭然若揭。
虽然蒋介石曾喊出“汉贼不两立”，但面对唯一可能在联合国有一席之地的最后机会，国民党当局默然接受了这一提法。
为了拉赞成票，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国务卿罗杰斯和布什也分别在联合国内外与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进行了二百多次谈话。美国有些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两阿提案”，将削减美国给联合国的经费。
联大投票之前，毛泽东特意询问了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关于“两阿提案”和“双重代表案”的通过可能。章文晋介绍道，要在联合国投票过半数，需要得到66张票。如果算上1971年和中国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
“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毛泽东听罢思索后，这样表示。
不过，10月25日投票当天，联大首先在投票中否决了由澳大利亚、日本等22个国家提出的，把驱逐“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的提案作为重要问题讨论(“逆重要问题案”)。结果一出，会场上爆发出热烈掌声。而见此情景，“CHINA”席上的国民党“代表”们一片混乱，“首席代表”周书楷索性在“两阿提案”进行表决之前，便跑上讲坛，宣布“中华民国代表团”不再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任何议程。
其后，“两阿提案”率先获得通过，于是，“双重代表案”根本没有付诸讨论就成为了一纸废案。
遭驱逐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们悻悻离场。多年后，时任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回忆录中披露了台湾丧失联合国席位的另一个原因：“我们不能支持任何允许中共进入联合国的动机，尽管这项建议(双重代表权)也要求保留‘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当‘友邦’询问我们，我们希望代表如何投票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他们做些什么。”
印尼外长没听总统的指令
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来曾若有所思地说，从“双重代表案”最后投票的顺序来看，“两阿提案”的胜利也是必然。
其实，当时的联大主席、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为助中国一臂之力，确实在投票环节进行了一个“技术处理”。
马立克曾追随印尼革命斗士、也是中国领导人的朋友苏加诺。第26届联大召开前夕，他出任联大主席。当时，他敏感地意识到，1971年可能是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一次契机，于是，他设法与在澳门的密友司徒眉生取得联系，并委托后者想办法了解到中国高层对重返联合国的提案想法。
然而，一直到1971年9月，司徒眉生仍得不到北京方面的任何反应。9月初，马立克与司徒眉生在香港碰面。马立克取出一份文件递给司徒眉生，面有难色地说：“关于本届联大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苏哈托总统(苏加诺之后担任印尼总统)已经给我下了训令。你拿去看看。”司徒眉生接过文件，只见“训令”上写明：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交的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
司徒眉生问马立克：“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马立克回答说：“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
沉吟片刻，司徒眉生建议道：“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你作为印尼外交部长最多不过干一二十年，可印尼作为联大主席国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个人能担任联大主席，更是千载难逢啊!这是历史的重托啊!你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争取流芳百世啊!”
听罢司徒眉生的话，马立克基本下定了心意。
投票当天，联大一改往日计票方式，采用公开唱票的方法。于是，一些国家不得不慎重考虑，是否再追随美国投票。当“两阿提案”获得通过后，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果断裁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意味着台湾已丧失联合国席位，无需对台湾席位问题再进行表决。”
伴随着这一锤定音，中国为恢复合法权利而经历的22年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布什反问“基辛格在北京做了什么”
投票之后，沈剑虹问布什：“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使得我们的朋友几乎不承认我们了?”布什反问道：“基辛格在北京做了什么?”
当年10月25日，基辛格恰恰还在北京访问。他在第一次秘密访华时主动告诉周恩来，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国民党当局失去联合国席位，将使尼克松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我看不见得吧?”已经得知好消息的叶剑英和副外长乔冠华在送行基辛格的路上如此回应道。果然，基辛格在离京的飞机上得知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有资料记载，他当时一愣，自我解嘲地对助手们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一度指责布什，应该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议程拖延至他从北京返回后。正是由于摸不清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一些国家代表犹豫着投了支持中国返联一票。
但尼克松之后在回忆录中清清楚楚地写明，是他有意让基辛格在外面多呆一天，不要在表决这一有争议问题时回国。
不管尼克松当时出于怎样的考虑，于手舞足蹈的第三世界国家代表而言，中国重返联合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场重要胜利。
1971年11月1日，联合国总部自北边数第23根旗杆，青天白日旗被降下，五星红旗开始高高飘扬。
天时、地利、人和，新中国就这样被“抬进了”联合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