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观众来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旧址参观。当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观众来到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七三一部队遗址和罪证，悼念殉难同胞，以此铭记历史，警示后人。
记者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获悉，该中心“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调查研究”课题组完整编译出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武器的《阿尔沃·汤姆森报告》。该报告记录了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的供述，截至1942年，731部队共研制生产了2470枚细菌炸弹。
《阿尔沃·汤姆森报告》是1946年由当时美国迪特里克基地中校阿尔沃·汤姆森对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和次任部队长北野政次进行审讯之后，形成的总结性报告。该报告详细记述了731部队总部的体制、配置、职责以及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等有关信息。
生产了十种类型细菌炸弹
石井四郎供述，至1940年，已经研制出9种用于细菌病原体传播的炸弹，并进行了实地测试。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地、制造传染性云雾，以及爆裂弹药，即通过污染炸弹碎片和炮弹碎片造成伤害而感染并致伤亡。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说，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侵华日军生产了至少10种类型的细菌炸弹。包括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A型炸弹、I型炸弹、RO型炸弹、SI型炸弹、U型炸弹、老型UJI炸弹、GA型炸弹、100UJI型炸弹、母女弹等。
以炭疽菌鼠疫菌伤寒菌为主
据石井四郎向汤姆森提供的数据，1937年至1942年，731部队共生产了2470枚携带细菌病原体的炸弹，这些细菌弹以炭疽菌、鼠疫菌和伤寒菌为主要填充菌。
杨彦君说，在侵华日军生产的细菌炸弹中，以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A型炸弹为主要类型。其中石井式陶瓷细菌弹是731部队生产最多的细菌弹，由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直接参与研发设计，是专为填装带有鼠疫菌的跳蚤而设计的，1940年至1942年共生产了约500枚。
“根据《阿尔沃·汤姆森报告》的详细记录，可以明确断定细菌炸弹的研制是以细菌战攻击为最终目标的。根据翔实的实验数据和设计图纸，进一步证实了731部队以进行细菌战为目的而开展了细菌武器研究、试验和生产的历史事实。”杨彦君说。
3000多人在细菌试验中死亡
731部队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总部基地建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资料显示，有3000多人在731部队细菌试验和人体试验中死亡。
记者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获悉，该中心“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调查研究”课题组完整编译出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武器的《阿尔沃·汤姆森报告》。该报告认为，侵华日军731部队研发细菌武器是经官方批准的，并且得到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
宣称不曾得到官方指示
汤姆森在报告中写到：“尽管石井四郎宣称细菌武器只是关东军水供给和净化部中非常微小的一方面，并且该研究的进行也不曾得到官方指示。但是，从其所完成的研究和所取得的进展来看，显然细菌武器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是大规模进行的，是经官方批准的，并且得到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
据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介绍，汤姆森在第一次问讯时，石井四郎掩盖了细菌战、细菌武器的研究和人体试验罪行，而通过多次问讯，汤姆森得到了比第一次更多而又重要的情报。
杨彦君说：“石井四郎从避谈细菌战、人体试验到积极配合汤姆森的调查，短时期内有如此大变化，除了美军施加压力之外，美军和石井四郎达成了交易，为获取细菌战和人体试验情报信息，将调查不作为战争罪行证据。”
杨彦君说，根据《阿尔沃·汤姆森报告》的内容，可以明确地断定细菌炸弹的研制是以细菌战攻击为最终目标的，而且细菌炸弹研究、设计和实验的各个阶段都是大规模展开的，完全不是军事预防医学的研究内容。
731遗址核心区域
有望明年开放
记者从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731遗址核心区域的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集中清理工作已展开，争取于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对外开放。
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是侵华日军731部队进行细菌试验的核心区域。该旧址建筑长约170米，宽约140米，731部队溃逃前夕将其炸毁。
1982年，四方楼地上部分残存建筑设施消失，仅存建筑基址。2000年8月，工作人员曾对四方楼基址进行挖掘清理，使地下中心走廊和特设监狱部分基址裸露出来。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是731部队生产细菌的主要地方，是证明731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和人体解剖的直接证据。清理工作是731遗址保护性开发的重要部分，今年10月份基本结束，争取明年对外开放。
731遗址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细菌战遗址群，遗址面积达24.8万平方米，在这里有3000多人被731部队用作活人试验。
浙江启动编写
日军细菌战专题
浙江是日军在华细菌战的重灾区，浙江省党史办近日启动《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专题研究》编写工作，相关成果将在明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结集发布。
细菌战是严重违反国际公约的惨无人道的行径，日本是二战中唯一大规模实施细菌战的国家。
浙江省党史办一处处长包晓峰介绍说，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全省七成地市、三成区县曾留下过细菌战的魔爪。
编写《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专题研究》，旨在进一步厘清日军在浙细菌战的史实，以史为鉴教育后人，同时反击日本右翼势力无视历史的谰言。
包晓峰说，编写工作由全省党史系统和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民间人士共同参与，将对档案资料、口述资料和研究资料进行综合，既有全省综合性的研究，也有针对像义乌等细菌战重灾区的地域性研究。
1942年9月至11月，日军731部队、荣字1644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在义乌崇山村施放鼠疫菌，造成23家绝户、404人遇难。据《义乌市志》记载，义乌当地有1318人死于日军细菌战。
战犯长岛勤笔供罪行提要
中央档案馆7日公布了日本战犯长岛勤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长岛勤1955年5月笔供，他1888年出生，日本埼玉县人。1938年12月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员。1942年4月，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长。1943年6月-1945年4月，兼任济南防卫司令官。1945年8月22日在朝鲜咸兴被苏军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42年5月-6月，在山东，指挥部队参加“泰(安)莱(芜)蒙(阴)作战”，“结果杀人：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20名，烧毁破坏民房是100余间”。
1943年5月中旬，指挥部队参加“鲁中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30名、和平人民20名，逮捕抗日军人380名，烧毁破坏民房20余间”。
1943年6月，指挥部队参加“东临道作战”(聊城县北方地域)，“结果杀害抗日军60名，和平人民30名，俘虏250名”。
1943年7月-8月，指挥部队参加“十八夏南太行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40名、和平人民30名，抓俘虏30名。”
1943年9月，指挥部队参加“三教堂作战”(禹城、济阳、临邑)“结果杀人抗日军60名、和平人民10余名”。
1943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指挥部队参加“十八秋鲁中鲁北作战”，“结果：杀人，抗日军人30名多、和平人民10名多，烧毁兵营2栋，烧毁民房300余间”，“掠夺粮食300吨”。
1944年3月-4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春衣剿共作战”(莱芜、长清、历城、齐河、章丘)，“结果杀害抗日军210名、和平人民70名，烧毁民房300间”。
1944年6月-7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270名、和平人民160名，掠夺小麦5700吨”。
1944年8月-9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夏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120名、和平人民70名，逮捕和平人民250名，掠夺花生油1000篓以上”。
1944年9月-12月，指挥部队参加“十九秋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人190名、和平人民110名，烧毁破坏民房200余间”。
1945年1月-3月，指挥部队参加“二十春衣山东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410名、和平人民230名，破坏烧毁民房300余间”。
1945年5月，指挥部队参加“秀岭一号作战”，“结果杀害抗日军80名、和平人民210名，烧毁破坏民房1000余间”。
从1942年4月-1945年7月，“进行了大小15次作战讨伐，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烧毁破坏民房2220间以上，逮捕了抗日军970名、和平人民250名，掠夺粮食6000吨，酷使强制劳役是12万工日。”“每次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爆杀、烧杀、绞杀、瓦斯杀等极其残忍的虐杀手段，又常常杀害俘虏”。“1945年2月上旬，111大队在我的命令下，行动中在东阿县马家海子刺杀负伤员俘虏7名。1942年7月，110大队在莱芜县九顶山，用瓦斯弹杀害和平人民老幼15名。”
最新公布档案记述日军对中国多地大轰炸
在吉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的一批侵华日军档案中，有多处记述了日军曾在侵华期间对重庆、长沙等中国城市进行了惨烈的轰炸。
在一份1939年的《通信检阅月报(九月)》中，记载了阿根廷《E巴鲁特斯》杂志描述的日军对重庆进行连续3天大轰炸的惨况：日本最近的空袭目标是重庆，在这个夏天一开始进行了连续3天的集中空袭，在此期间投下的炮弹导致1万多人受伤，30户人家烧毁，1／5城市街区遭到破坏……在瓦砾堆里发现8名孩子的尸体。
另一份档案《通信邮检月报(六月)》(1939年)中记载了当时上海日报社发给奉天小南关天主堂的一份报纸，其中写道：“日本开始侵略以来已有两年之余，仍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日本现在依靠在一些很普通的城市发动轰炸，不断扰乱人民的和平生活。重庆……并不是武装型城市，也不是军事防卫型城市，日军战机经常向这一非战斗人员集中地区投放炸弹，引起了无数的火灾，投放的炸弹超过1000枚，人民被残忍虐杀。”
在这批档案中，除了重庆之外，还记录了日军对扬州、宜昌等城市的轰炸行为。在《通信检阅月报(九月)》(1939年)中记载了日军对扬州、宜昌的轰炸，炸毁两艘英国船只。
